1969年6月19日，戴高樂按計劃回到科隆貝。他在科隆貝離群索居，完全回到了過去。因為他全力投入了撰寫《希望回憶錄》的工作，重溫1958年以來自己的曆史。他計劃這部回憶錄要寫3卷：《複興》、《努力》、《目標》。結果隻寫完了第1卷《複興》和第2卷《努力》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這部《希望回憶錄》的風格和特點類似《戰爭回憶錄》。書中仍反映出將軍思維清晰，富有文學天才。但在這部未竟之作中，缺乏像《戰爭回憶錄》裏那樣浪漫主義的緊張情節。隻有寫對外政策的那兩章還流露出對法國的偉大仍懷有信心。在內政方麵，他自然力證自己的作為是正確的。
《希望回憶錄》第一卷《複興》，於1970年10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其主要內容是敘述戴高樂在1958～1962年執政期間的內政外交政策和活動，包括戴高樂是如何重新上台和當選總統，怎麼解決法國的內政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怎樣克服壓在心頭的痛苦，實行法國海外屬地的“非殖民化”，並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以及法國為什麼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書中還記述了戴高樂同蘇、美、英等國首腦會談的情況，反映了他對世界形勢和蘇美兩霸的基本看法。
《希望回憶錄》第二卷《努力》（頭兩章），於1971年3月由巴黎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第一章主要寫戴高樂如何通過公民投票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的製度，以此來削弱議會和政黨的作用，擴大總統的權力，以及圍繞著這個問題戴高樂政府同各政黨的矛盾和鬥爭。第二章是寫戴高樂政府在這一時期所麵臨的罷工、財政、就業、行政製度和國民教育製度等問題。
這期間，很少有客人來打攪將軍。1969年12月11日安德烈·馬爾羅來訪。他發現，戴高樂雖不執政得到了休息，但他的情緒憂鬱，令人傷感。馬爾羅看著他，想道：“他多麼深刻地體現了法國的過去！……”兩位從1944年起關係一直親密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暢談了4個小時。他們都記得過去互相常說的一些含混話和玩笑。在這次動情的談話中，將軍有這樣一段話：“當我走時，可能說這是年齡的影響。但是要記住，我同法蘭西有契約。事情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國家同我在一起……法國人再沒有民族誌向了。他們不要為法蘭西再做什麼了……現在所發生的這一切都與我無關。這完全不是我的願望。這不是別的……願有一個偉大的終結。”
戴高樂在阿爾及爾機場檢閱部隊（1961年4月）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一位離職而被人遺忘的人的痛苦。這表明戴高樂對現實的不滿和無能為力！他同馬爾羅大談過去，談到思想、生活和死。
還是為了躲避在國內紀念“6·18”號召這個紀念日，在“6·18”號召30周年來臨的前幾天，1970年6月3日，戴高樂夫婦動身去西班牙旅遊。其間，他們受到佛朗哥的熱情接待，在西班牙13個地方度過了平靜的25天，在胡阿那爾山區一個偏僻的“小客店”過了“6·18”這個紀念日。
1970年6月29日，將軍返回科隆貝家中，繼續按計劃工作：撰寫《希望回憶錄》，準備出版《戴高樂言論集》，還計劃1971年出訪中國。
11月2日，將軍夫婦由長女伊麗莎白和女婿陪同，去幼女安娜的墓前默哀。這時，他不止一次地說：“這就是我將來安葬的地方。”誰也不敢想像，此後不幾天他的這句話競變成了無情的現實。也許他對自己的這一天早有預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