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曆史類比與當下含義
高端訪談
作者：劉毅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是20世紀最重大的曆史事件之一，今年恰逢其爆發100周年，相應討論在學界和政界再度引起廣泛興趣。對於一戰的研究，主要關注點包括：大戰的起源與必然性、霸權國與崛起國的關係、傳統歐洲衰落與側翼強國（美蘇）崛起、亞洲現代民族主義或“亞洲權勢”盛興、和平思潮與理想主義等。由於英德走向戰爭的曆史進程與當下世界權勢變動可能存在某種意義上的模糊相似性，關於崛起國境遇的類比研究多見於各種話語場域。怎樣看待英德關係與美中關係的相似性？一戰的當下含義如何確定？相應曆史類比是否存在局限？如何有效籌劃和平崛起的戰略與策略？怎樣認識中美互動關係進展的多元可能性？本刊就此專訪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
一戰背景與當下情勢的
模糊相似
領導文萃：關於一戰爆發的起因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您如何看待一戰的緣起脈絡？特別是對其中是否存在著可與當下最具類比含義的要素？如何看待這些要素？
時殷弘：基本上，學界傾向於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宏觀成因歸於英德兩國敵對關係的生成與加劇。現在我們看待一戰的曆史意義，也會不自覺地關注英德競爭與美中關係的類比。應該說二者還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與可比性，當然也有重大的不同點。就相似性而言，可以將20世紀初與21世紀初都視為一個國際權勢結構變動的時代。一戰本身的必然性，也主要源於這一變動過程。起始原因恐怕還是要歸於德國方麵，包括德國統一與國力暴增。19世紀後半葉，歐洲乃至世界政治中最具有能動性質的力量都集中到德意誌，國際權勢結構劇烈變動的時代來臨，導致歐洲棋盤被強國填滿，不再有回旋餘地。德意誌統一改變了歐陸地緣政治基本構造，曆來作為強國緩衝地帶或交易籌碼的德意誌諸邦並入獨立的政治單元，大大縮減了歐洲體係內在靈活性，改變了其他強國長期維持的相對位置。第二次工業革命由於特定的技術性質與地緣經濟取向，導致國家間相對實力的跳躍式增長或跌落式下降，德國無疑是前者。
然而，最令人關注的因素應該是德國要求世界強國地位的強烈抱負，以及實施此項意圖的方式選擇。德國暴發後急於追求一流的殖民帝國、海軍強國、大陸霸權，並且異乎尋常表現出對於世界強國地位的憧憬。當時德國思想界主流的話題便是，如何突破歐陸狹隘的界限，試圖以巨型強國身份造就“世界均勢”。歐洲其他國家由於缺乏政治遠見，製衡長期缺位，加劇了德國進取主義的冒險偏好。其首要目標當然是指向當時的殖民帝國、海上霸權——英國。曆史學家曾經指出：德國與英國之間所有困難的根本，“在於這樣一個無法變更的事實：英國屬於不同的霸權等級，而威廉二世渴望用劇增的國力彌補這項等級差距，並且是用過度自信、冒失、虛張聲勢的方式訴諸行動的”。由於意圖過於明顯直露，不可避免將導致摩擦與戰爭。
還有一項容易被一般分析忽略的要素，即俾斯麥外交設計“不可救藥”的脆弱性。俾斯麥很清楚，橫踞歐陸中央且異常強大的德意誌帝國很可能或遲早成為眾矢之的。他所顧忌的莫過於“反德大同盟的夢魘”，外交主要任務便是竭力推遲德國同歐洲列強的對抗，采取方式則是一種純粹權術型戰略：精心構製一整套由秘密同盟合成的外交體係，比較著名的動作包括德奧同盟、德奧俄同盟、德奧意同盟等。他鼓勵法國進行海外擴張，分散其複仇心理，並且增加法國與英國、意大利的矛盾，同時在埃及問題上支持英國對法強硬，鼓勵英國在中東對抗法國。然而，俾斯麥版的大外交設計本身存在嚴重弱點，最大的豁口是對法國的持續孤立和壓製，也包括對奧匈帝國內部民族衝突複雜形勢的選擇性忽略。最大的結構問題在於其複雜性本身，需要持續的精心操作和微調。然而，正所謂“形勢比人強”，即使新興帝國也難以避開人亡政息的困頓。在國力躍升、大眾政治與帝國思潮泛濫的情形下，之前被俾斯麥作為工具使用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越來越強勁地衝擊其外交設計必須依賴的國內政治根基，而德國勢力向外大規模推進時，遭遇日益明顯的“保護主義”與推回跡象，不免使俾斯麥的保守謹慎策略走向沒落。1890年俾斯麥去職，標誌著德國正式進入“世界政策”時期，並且很快拆毀原本岌岌可危的同盟設計，代之以歐洲“反德”大同盟。
當然，還有一項更為關鍵的起源要素，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就是霸權國本身的態度和戰略選擇。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長期缺乏明確的戰略方向，遍布全球的海外利益使之陷於紛繁多樣的國際糾葛之中，對外政策難免呈現自相矛盾的景象。讓霸權國猶豫不決的是：俄德兩強哪個更危險；首先應該遏製俄國在外圍的擴張，還是要優先對付德國在歐陸的新興優勢，抑或是老對手法國在殖民競爭甚至海軍力量方麵的追加威脅。隻要英國態度不定，就意味著關係格局尚未極化到對抗而無回旋餘地的情況。在這一脆弱當口，德國的冒進政策輔之以一係列偶然事件，終於使英國做出了決定。在摩洛哥危機、波黑衝突、薩拉熱窩事件後，由於德國繼續推行旨在侮辱法國、威嚇英國的挑釁外交，使英國最終選擇擔負援助法國的“道義責任”，德國“施裏芬計劃”對低地國家比利時的入侵，一舉激活英國全部傳統記憶，徹底扭轉國會和輿論的避戰意向。戰前英德之間形成的高度經濟相互依賴與金融往來關係，仍然回天無力，根本未能阻止戰爭決定。這樣，政治與經濟邏輯之間的領域區隔暴露無遺。以上這些要素在當前仍具有諸多啟示意義，值得反思。
領導文萃：在您看來，對當前中國與世界而言，一戰緣起過程有哪些啟示或警示意義？
時殷弘：從前麵的討論中可以歸納幾點做進一步思考，包括國家實力激增與意圖改變的關係問題、政治家個人與國家戰略的興廢問題、霸權國同時應對多個崛起國家的戰略抉擇、國家間相互依賴與和平的悖反，等等。這裏已經嚐試揭開問題的多重可能，有利於擴展相應思考範圍。但我認為，更值得一提的啟示或者說警示意義還包括：戰爭偶然性與第三者惡劣影響、戰略猶豫和迷信、利益集團短視、民族心態與外交素質墮落等“中觀”問題。
大戰的偶然性，是一個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多數戰爭中，第三者的作用是負麵居多，提供了絕大部分的直接導火線。在這些情形中，大國在基本不關乎核心利益的地方，為附庸國或無關緊要的國家而陷入大戰，造成嚴重的國力損毀。當前有一些事態，確實需要慎重考量，比如中國與日本、菲律賓甚至朝鮮的關係把握，都需要更多戰略耐心和長遠眼界，盡量避免被外界認為是“挑釁者”、“進攻者”、“報複者”。在外交與國際關係場合，審慎靈活是一種美德，恨意綿綿、死敵心態隻能將形勢推向絕地。對第三者的提防尤其關鍵。逞一時之快，急於出手、拙於避險，乃是大戰略的最高禁忌。
戰略上“不知所措”、“多謀少斷”，或者過度迷信軍事強權，無端“秀肌肉”，對於驟然崛起、戰略目標模糊的新興大國而言，既是一種常見現象，也是一種嚴重隱患，姑且稱之為“德國病”。第二帝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驕橫莽撞，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成長經曆中對強權的依賴和崇拜。德國在與英國的談判過程中，過於異想天開，要價不切實際，執意將英國推向另一陣營；說到底，威廉二世“世界一流強國”野心隻能是一種力所不及、模糊無常的虛榮。現在，國內外都有很多人願意將中國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視為德意誌帝國的翻版，特別是就經濟與軍事領域而言；中國追求世界強國地位抱負也是有目共睹；國內也不乏一些人迷信權力、虛榮自負。如果說這些類比還是有一些意義的話，應該是警示意義大於炫耀價值。
這就引出另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啟示點，涉及利益集團與專業部門對國家利益的扭曲。在威廉二世治下，專製政體並不意味著決策集中化，而是與特殊的行政結構相結合，導致非常嚴重的決策分散問題，政出多門，混亂隨意。更嚴重的是，隨著戰爭技術變革，軍界決策影響力過度增加，刻板狹隘的純粹軍事計劃竟然能夠主宰最重大的政治決定。著名的施裏芬計劃一開始就是以全麵戰爭和入侵比利時為前提，它在戰前嚴重限製了政府外交行動的回旋餘地，在戰爭危機中竟然成為戰時政府不得不接受的唯一對策權威，直接引發英德正麵對抗的嚴重後果。這也是基辛格批判的“戰爭自動升級的軍事裝置”。關於當下的決策分散與利益集團問題，可以說廣為詬病、尾大不掉；利用自身專業性質與技術權威、爭奪權力和利益資源的短視行為亦有所體現，值得決策者高度警惕。
當然，還有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涉及民族心態與外交素質層麵。充滿傲慢與偏見的民族主義，“跟著感覺走”、不顧後果的外交行動、暴發戶態度、政治機體的墮落，在一戰前後暴露無遺。具有類比含義的內容還包括一戰前整個歐洲社會心理的病變，包括大眾之中盛行的帝國主義思想、彌漫於社會各階層的極端民族主義、被剝奪感、暴戾氣息。這是一種由於社會急速轉型而積聚的強烈緊張、不安、偏見。戰爭本身成為一種宣泄渠道。事實上，所謂的國力“暴發”是一個偏中性的詞彙，我們現在的民族主義，至少在表麵上已經走出“受害心態”，轉向“勝利主義”。但是，現在我們對美國可能還有尊重的成分，對其他國家就未必如此，雖然也談和諧共處，難免輔之以“暴發戶”眼界、“土豪”心態、“擴張”民族主義理念。另一方麵，國內也充滿“中國缺乏真朋友”的感慨和抱怨。我們需要反思：是不是由於自己在潛意識裏對此不夠重視，才導致客觀困難變得更難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