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摘登
編讀窗
貴刊2012年第12期刊登的《毛澤東圖像的修改》一文，在有關毛澤東在1964年11月14日到首都機場迎接周恩來從蘇聯歸來的一段介紹（見第41—42），有幾個地方與史實不符。
如文中提到，“毛澤東率領劉少奇、朱德等前往機場迎接，這也是建國後毛澤東親赴機場迎接下屬的唯一的一次”。據我所知，毛澤東在1960—1964年間，曾五次去機場迎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第一次是1960年12月8日，歡迎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自當年11月5日離京，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慶典，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並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第一次出國訪問一個多月回京。劉少奇走下飛機時與毛澤東握手的照片，曾在1961年元月各大雜誌刊登在封麵，還為之擬題《親密戰友》。第二次是1961年10月中下旬，周恩來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期間與蘇共發生了矛盾，周恩來於23日晚提前離開莫斯科，由彭真代理團長繼續參加蘇共22大，次日回到北京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到機場迎接。第三次是1963年7月21日，毛澤東到機場迎接以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於當月5—19日訪問莫斯科後回國，因會談無果，不歡而散，毛澤東與鄧小平握手時稱“小平同誌辛苦了”，鄧回答“主席辛苦了，多謝主席來接我”（當時的紀錄片鏡頭）。第四次是1964年3月15日，迎接周恩來出訪阿爾巴尼亞和非洲十國、亞洲三國，曆時三個月後回京。那天首都機場掌聲雷動，場麵熱烈，與毛、周合影的幾位持槍係武裝帶的北京朝陽區民兵在幾十年後還撰文回憶起當時難忘的情景（如左欄圖）。第五次即《毛澤東圖像的修改》一文中說到的這次。
關於第五次的背景，文中所談的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文中“馬林諾夫斯基”有誤）元帥的挑釁性言論發生在7日晚的招待會上。次日，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羅波夫、米高揚、葛羅米柯回訪中共代表團時，周恩來要求澄清此事。後柯西金代表蘇共中央正式道歉。再者文中說周恩來“決定立即提前回國，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如前所述，1961年10月的那一次周曾提前回國，但此次並未提前回國，此次出訪周會晤柯西金達十次之多，與勃列日涅夫等見麵八次，在11月7日晚發生那件事情後，8日蘇方已道歉，中蘇兩國領導人在9日、11日、12日又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
貴刊今年第1期刊發的《1950，晏陽初在去留之間》一文，提到1985年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晏陽初”。實際上，萬裏當時的職務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排名最前的副總理。萬裏在1988年3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才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北京讀者張紀榆
貴刊2012年第12期刊登的《毛澤東圖像的修改》一文，視角獨特、圖文並茂、夾敘夾議、史料詳盡，寫得十分精彩，讀後令人深受啟迪。不過，作者在介紹那張著名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北京機場》照片時，文章中部分內容與史實有出入。
第一，文中寫道：“1966年，中國郵政還專門根據此照製作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此處時間有誤，實際年份應為1977年。1977年9月9日，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國家郵電部發行了“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紀念郵票一套，編號J.21。全套郵票共計6枚（如下頁圖），發行量達3000萬套，全部采用毛澤東本人曆史照片，郵票主題如下：（1）毛澤東標準像；（2）毛澤東在陝北；（3）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4）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5）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北京機場；（6）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其中第五張即為作者所述的那枚紀念郵票。
值得一提的是，這套郵票集毛澤東各類著名修改照片於大成，其中“毛澤東標準像”、“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和“毛澤東檢閱紅衛兵”三張郵票選用的照片均經過加工修飾和後期上色，“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則去掉了董必武的形象，“毛澤東在陝北”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北京機場”兩張文中均已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第二，文中寫道：“而毛、劉、周、朱在此照中的集體亮相，還要等到‘文革’徹底結束以及‘四人幫’倒台之後。”此言不虛，不過不夠嚴謹和準確。因為這套官方發行的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的郵票足以證明，時至1977年，雖然“四人幫”已垮台，“文革”業已徹底結束，但劉少奇的圖像仍處於消失和屏蔽狀態，並未解禁。其中原因不難理解，自然跟當局的“兩個凡是”政策以及劉少奇尚未平反有直接關係。實際上，直至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恢複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之後，這張著名接機照片的原始版本才重見天日，“毛、劉、周、朱”在此照中才真正“集體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