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是政治體製改革的旗幟
春秋筆
作者：高鍇
中國目前欣欣向榮，但也潛藏著諸多社會危機，諸如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尤其是貪腐嚴重，從三大直轄市首腦——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在十幾年內相繼倒台，從數以百計的地方黨政領導人和大型國企“老總”一個又一個淪為罪犯，不能不使一切關心國事的人們憂心忡忡。這些情況說明，現行的政治體製，不足以製止日益泛濫的腐敗。而腐敗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正如胡錦濤和習近平指出的：“可能導致亡黨亡國”。必須從體製上解決問題，堅決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已成為朝野的共識。但政治體製改革如何進行，各方仍有爭議，筆者認為，依照現行憲法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可能是一條比較順利、最少阻力的改革之路。
一、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內容
（一）政治體製改革改什麼？
鄧小平在1986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製改革包括什麼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
黨的十三大提出，要把“解決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但是，之後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沒有成功。原因何在？也正如鄧小平預見的：“這個問題太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頁）“許多人”為維護既得利益和攫取更大的利益，采取各種辦法阻礙黨政分開。
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從體製上看，實質就是“以黨治國”。鄧小平早在1941年建立革命根據地時期，就敏銳地指出：“這些同誌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某些同誌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因此，“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頁）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以黨代政、以黨治國的觀念愈加發展，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逐漸演變為個人專權、領袖獨裁，以致發展成一個大國隻憑一個腦袋思考決定問題。
現在要把“以黨治國”轉變為“以法治國”，這是我國政治體製的一大改革，首先要清理思想觀念，還要糾正習慣勢力。
（二）“以法治國”和“以黨治國”的區別
“以法治國”和“以黨治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觀念。
“以法治國”是憲法至上，憲法高於一切。任何組織（無論是軍隊、政府、政黨）、任何人（無論是總統、總司令、國家主席）都必須遵守憲法，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執政黨依憲執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嚴守獨立。
“以黨治國”是黨權高於一切，執政黨的指示高於憲法，誰不擁護黨就是違法。政權機關成為執政黨隨意擺弄的工具，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黨組織包辦代替政權機關的工作，代民做主，而不受實質性監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幹預司法。
“以黨治國”和“堅持黨的領導”是兩個概念。任何執政黨無不致力於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不是包辦代替政府的工作，而是應當通過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廣大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使人民群眾自覺地擁護黨的領導。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贏得了中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愛戴。在人民支持下取得政權以後，黨仍是一個政治組織，但“不是向群眾發號施令的權力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和生產組織”（中共十二大報告），黨在國家生活的各方麵起著領導作用，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領導，而不是代替政權機構的工作，不是幹預具體事務，相反，按照黨章，黨還“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積極主動地、互相協調地、獨立負責地工作”。鄧小平說過：黨的領導機關“有向政府提出建議的權力，絕對沒有命令政府的權力”。（《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3頁）彭真也說過：“沒有一條（法律文件）說代表會和政府一定要服從黨委。政權機關對黨委不是組織上的隸屬關係。相反，對政權機關的決議，所有的人都要服從，共產黨員不例外，黨委也不例外。”彭真還說：如果不這樣做，“國家就亂了，黨也亂了”。（《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頁）
二、現行憲法可以作為政治體製改革指南
（一）我國製憲走過曲折的路
要實行“以法治國”，先要有一部好的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法規、製度的源頭。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製定了憲法。但是，有的國家立憲隻是為了“好看”，把憲法當作“花瓶”，說了不做，立而不行。有的國家立憲是為了維護其獨裁專製，公然規定必須由某人、某家族或某集團世世代代統治國家，這是反民主的偽憲法。憲法的宗旨是“保障公民權利，限製政府權力”，唯有以此宗旨製定憲法，並且有效施行的國家，才能稱為憲政民主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有過一部“臨時憲法”和四部成文憲法。
1949年9月建國前夕，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協商製定了《共同綱領》，毛澤東稱之為“臨時憲法”。“綱領”第一條規定我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也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但是，製定不久，毛澤東就在實際上廢棄了它，急於搞社會主義改造，嚴厲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正確主張。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定了第一部成文憲法，毛澤東親自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但是施行不久，毛澤東就厭煩法律束縛手腳，提出“不要迷信憲法”。他掀起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全都是違反憲法規定的。
1975年“文革”期間，康生和“四人幫”一夥秉承領袖旨意製定了“七五憲法”。全文僅30條，其中7條都是規定黨和毛澤東的領導。如第16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26條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大家知道，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是人民的一部分，黨在人民之中，黨在國家之內，不能淩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所以，這是一部典型的“以黨治國”的文件，是一部反民主的偽憲法。
1978年，在華國鋒主持下，製定了我國第三部成文憲法，俗稱“七八憲法”。由於“凡是”方針的陰影，它承襲了“七五憲法”的許多錯誤規定，也是違反民主原則的。
1982年製定的現行憲法，即八二憲法，則是在全新的基礎上誕生的。
當時的曆史背景是大批老幹部從囚禁地、監獄回到北京，他們最迫切要求解答的問題是“這場浩劫是怎麼發生的？今後如何防止？”這成了改革的強大思想動力之一。1978年底舉行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多同誌衝破“凡是”的束縛，勇敢地站出來，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批判個人崇拜和領袖獨裁，提出了民主和法製（法治）的新觀念。鄧小平在會上講話：“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