熨帖著鄉土生命的疼痛與溫情
理論
作者：劉恩波
劉恩波，1968年出生，現居沈陽，供職於遼寧省文化廳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遼寧作家協會特邀評論家，遼寧文學院客座教授。現主要致力於中外戲劇名家、史鐵生和黑澤明研究，兼及現當代文藝作品、現象和思潮評論寫作。
在城市裏生活多年的習慣有時候很容易讓人淡忘自己的來路，那濃鬱的鄉土氣息、簡單質樸的鄉村風情、那鄉原裏忘我勞作的農民兄弟姐妹，還有土坯炕、草垛、喜鵲窩、房簷上結的冰棱，以及清晨抑或傍晚家家戶戶煙囪裏冒出的炊煙，絲絲縷縷，伴隨著晨曦落日，曾經飄散過我們記憶中恒久的惦念和牽掛。
然而，現在，時過境遷，故土和故鄉都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也許不是心的有意疏忽冷漠才造成人與它們的難以彌合的空隙，實在地說，是曆史文明正在加速的城市化進程，工業後工業化腳步乃至商業浪潮的席卷，無形中使得鄉土社會日益麵臨瓦解消融，成為點綴著轟轟烈烈行駛著的都市欲望號街車的某處臨時拋錨之所。
鄉村的原始格局的改觀隨著一大批農民工的進城而日益變本加厲，鄉村的勞動力資源在急劇萎縮，土地也仿佛失去了應有的感召力和彈性。“空巢家庭”、“留守兒童”現象的出現，一時間成為整個社會輿論熱議的焦點。正如某些預感到精神危機存在的人類學家所言，“一個社會在麵臨外來的超級文明時，會有文化休克的現象。”如果說鄉土社會遭遇到現代化物質文明的巨大裹挾和洗禮，從而有可能變得奄奄一息走向衰落，要麼通過某種適當的形式脫胎換骨重塑自我，大概都是它的悖論式的生命境遇的必經之路。
而藝術和文學對於古老鄉村文明的寫照、捕捉、定格和挽留又會是怎樣一種驚心動魄的不平靜的審美旅程呢？
文學藝術就其本質來說當然是務虛的，也隻能作“無用之用”，因為它們從根本上解決不了城鄉二元對立的巨大差別及其由此帶來的精神空缺，就如同作家餘華在一篇文章裏做過的對比性反差的描述：閉塞山村的孩子最大的夢想是能買到一雙耐用的球鞋，而大都市的同齡人則可能已經乘坐波音747環球漫遊了。夢的起點顯然是經濟基礎——而文藝說到底不過是無法實現的願望的某些替代性滿足，它能夠為我們的想象力和經驗世界提供心靈的療傷和休憩之所，可以整合我們麻木痛苦的神經中樞，起到釋放減壓舒解的功能。
就此而言，藝術和文學與鄉土文明的對話的確有賴於疏導精神痛楚和提供溫情撫慰這兩種直接關涉到人的肉身和心理的雙向建構。
毋庸置疑，人與故土的分別和分離，人的返鄉和回眸，人的茫然尋找和在失落中的守望，其實構成了人和鄉村社會故土親情的無法割舍的內在連結。
而麵對浩瀚無邊的文獻典籍藝術影像，這裏充其量隻能擇取本人感興趣的若幹作品，具體描繪一下它們帶給閱讀者的真切感染、疏導和升華。借以勾勒聚焦在現代化浪潮中那顛簸掙紮的鄉土記憶、生命溫度和心靈糾結。
1
很多年後才讀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相見恨晚，心裏卻暗自慶幸畢竟沒有錯過它。在作家的創作係列裏，這個短篇似乎輕微得不值一提。要不是霍建起根據該小說改編的電影《暖》獲得了東京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它很可能仍然處於湮沒或者長期無人問津的尷尬之地。其實，這是莫言很棒的作品，這裏麵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而他後來的許多作品都圍繞著這塊熱土展開他豐沛激情野性的想象。
《白狗秋千架》是對撕裂的鄉土人生經驗的深度開掘，它磅礴凜然如同鈍刀割肉的敘事筆觸直接指向人物滴血的靈肉之間，仿佛在往那隱痛難消的傷口上繼續撒著一層又一層的鹽。小說寫了一個遊子返鄉的故事，他當年的出走是為了謀求生機活路，實現命運的轉折，十年過後，他成了學院的老師，身份地位再不是從前，然而他回鄉的目的並非為了什麼顯擺和榮耀，卻是為了彌足生命中致命的虧欠。為了那個當年叫暖的女孩。他們曾經相知默契，彼此間也曾泛起過愛的漣漪，不過一次意外的事故（他們帶著那隻有靈性的白狗一起蕩秋千，不料中間繩索斷開），暖從悠蕩的秋千架上摔下來，結果一根槐針刺瞎了右眼。那瞬間的歡樂頓時成為人生莫大的殘缺與遺憾。
暖的命運無疑是淒苦的，她先後愛上的兩個人最終都沒有接納她，——當然也說不上背叛，“我”還有“蔡隊長”，可以迷戀暖身體裏洋溢的鄉村淳樸天然的氣息，但是無情的現實到底還是粉碎了他們那不徹底的愛戀。“蔡隊長”來自城市，文革期間帶領一群會吹拉彈唱的文藝兵下到農村搞文藝宣傳，對於他，鄉村說到底不過是人生轉換中的一塊踏板，一處別開生麵的精神驛站，而那個讓他動心的鄉野土妞，隻不過是彌補自己心理空缺的臨時的“綠色菜肴”。當然他沒有褻瀆她，告別的時候隻是抱著暖的頭親了一下，呻吟著說，“小妹妹，你真純潔……”至於“我”，屬於暖的暗戀者，那種朦朧的憧憬從來未曾真正挑明。如果沿著上述線索，你會覺得這是一篇帶點失落悵惘之情的作品，懷舊的傷痕恐怕早已在鄉村的月色和涼風裏緩緩散去。然而不是這樣的。莫言的殘酷和高妙體現在他是把酸澀而美好的追憶與眼前極端令人心寒的生命事件疊加穿插到一起來展示人物精神的痛苦、茫然還有渴望超越的。暖在失去兩位意中人之後，迫不得已嫁給一個啞巴，不久一胎生下三個兒子，從娘胎裏出來也都是啞巴。暖死心塌地認了命，用無盡的勞作捍衛了鄉土人生的尊嚴和價值。養活著四個啞巴還有自己瞎了一隻眼的五口人的家。所幸還有那條叫“豆腐”的黑爪子白狗，風雨裏伴隨著暖的摸爬滾打的命。造化弄人，生涯慘淡，累遇窮途。不過，即便如此，在小說的尾聲段落，莫言還是以他充滿挑戰性和感召力的筆調，讓女主人公不可思議地實踐著她對宿命的反抗與掙紮，“她壓倒了一邊高粱，辟出了一塊空間，四周的高粱壁立著，如同屏風。看我進來，她從包袱裏抽出黃布，展開在壓倒的高粱上……”也許，這是莫言後來著名電影作品《紅高粱》高粱地野合那場戲的“草稿”或者“初稿”，但是裏麵浸潤的生命情調卻大相徑庭。實話實說，我覺得《白狗秋千架》最後的情感宣泄，其戲劇性動機已經不是什麼“感性解放”所能承受得了的，暖用自己最深切動人的直白口吻宣稱，“我要個會說話的孩子……你答應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應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條理由，有一萬個借口，你都不要對我說。”小說到此戛然而止。卻把無限的思考和遐想留給關心暖的人生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