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反腐的幾個熱點問題
高端訪談
作者：嶽巍
不可否認，我國當前的反腐敗鬥爭形勢仍然很嚴峻。但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我國的反腐敗力度正在不斷加強，反腐敗領域的各項創新與突破也逐漸開始發揮作用。本刊特別專訪反腐理論研究專家、紅旗出版社前副總編輯、現中共中央《求是》雜誌研究員黃葦町，請他對我國當前反腐敗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與解讀。
“三個並存、兩個依然”： 反腐形勢嚴峻依舊
領導文萃：反腐敗是當前人們非常關注的大問題，請您先來介紹一下這方麵的情況。
黃葦町：今年的中紀委七次全會，對我國反腐敗工作有一個整體歸納，就是三個並存、兩個依然。三個並存一是說成績顯著和問題突出並存，二是防治力度加大和大案要案多發並存，三是群眾期望值升高和短期內不可能消除腐敗現象並存。三個並存引出兩個依然，即我們還要看到：雖然反腐敗工作力度很大，但是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
領導文萃：那麼這種“三個並存、兩個依然”的現實背景又是什麼？
黃葦町： 我認為，有三點必須強調：一是，在當前經濟社會轉型期，人的價值觀混亂，社會秩序也不完善，不健全，法律法規也處於變動狀態，很多具體製度缺失，在這種情況之下，必然存在很多腐敗的機會和漏洞。二是，中國對外越來越開放，也使腐敗開始走出國門，包括把一些贓款轉移到境外。現在沒有幾個貪官是真正地攜款潛逃，都是事先布的局，子女家屬移民到海外，然後把錢轉移出去，或者把境外企業利潤截留下來，或者是通過辦企業形式虛構一些項目然後把錢弄到境外洗到自己手裏。一有風吹草動拔腳就走。這也是我們當前反腐敗鬥爭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三是，現在我們的幹部隊伍跟過去不太一樣了。過去很多幹部比較多地受到黨的優良傳統教育的影響，而現在有些幹部，從專業化、知識化和世界眼光來講，其優勢條件與過去的幹部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和群眾的感情淡薄，對黨的傳統缺乏認識。有的幹部盡管是從農村走出來的， 但從中學起就在縣城念書，沒多少接觸農民，甚至根本沒幹過農活，出來年頭長了，官當大了，和群眾的感情聯係越來越少。還有一些官員受官場潛規則一類的東西影響很深，當一個人滿腦子裝滿了潛規則時，就不可能裝其他正麵的東西。所以，加強思想建設、作風建設，保持黨的純潔性，對於幹部隊伍是很突出的問題。
領導文萃：您談到幹部隊伍建設，可以說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也是重要的社會原因，那麼，權力缺乏製約是不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
黃葦町：的確，權力缺乏製約監督，並不是今天才有的問題。在革命年代和建設年代，由於我們黨和社會上各方麵的道德約束力很強，以權謀私的行為受到比較大的遏製。進入經濟社會轉型期後，道德約束力下降，濫用權力甚至搞權錢交易的現象就比較突出。特別隨著經濟發展，現在一方麵國家富裕了，另一方麵社會差距擴大了，確實有一批富豪階層在出現，而我們一些同屬社會精英階層的領導幹部，便以他們的財富積累和生活方式為標杆。而在權力還較多地介入資源分配的情況下，掌權者隻要想弄錢，絕對不缺送錢的人，還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權權交易、權色交易。電視劇《蝸居》對這種現象刻畫得很精彩，裏麵的市長秘書宋思明是很典型的。他能成為像郭海藻這樣的女性的偶像，是因為他什麼都能解決，他的男性魅力是建立在權力基礎之上的。過去我們講金錢崇拜，現在更多的是權力崇拜，因為權力比金錢的力量更大，金錢搞不定的事權力都能搞定。因此，權力失去製約是造成腐敗多發高發的重要原因。
領導文萃：那麼您認為滋生這種腐敗現象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
黃葦町：簡單地說，腐敗活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腐敗動機。一個領導幹部能夠廉潔奉公、自我約束，他掌握的公共權力再大也不會腐敗。第二是腐敗機會。例如管理體製的漏洞、決策的不公開不透明，可以暗箱操作，都是腐敗機會。第三是有公共權力。沒有公共權力就沒有腐敗的本錢，老百姓想腐敗，腐敗不了。所以腐敗動機、腐敗機會、公共權力是三大因素。有誘惑就產生動機，另外有漏洞就有機會，有公共權力且不受製約監督。應該說，對於這些產生腐敗的土壤條件，我們黨已經給予高度重視，並采取了一係列重要的防治措施，但要真正遏製腐敗蔓延還有一個過程。
領導文萃：這些年，黨和政府在打擊腐敗方麵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舉措？有何突破？
黃葦町：這些年黨和政府在反腐敗上做了很多工作，最突出的就是加強了包括教育、製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在內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首先是懲治的力度一直很大。現在每年受處分的黨員幹部十幾萬，縣處級幹部去年有將近五千，很多都和腐敗方麵的違紀違法有關。省部級平均每年有10個人左右被判處重刑，這在一般國家是很少見的。第二，我們黨在反腐敗上更加重視治本、更加重視預防、更加重視製度建設。特別是抓對權力運行的製約監督，抓廉政風險防控。第三，提出建設廉政文化。另外包括現在要建設廉政城市。這些措施應該是有作用，而且是有突破的。
領導文萃：具體有哪些突破？
黃葦町：第一，開始強調領導責任追究。過去一把手總負責，出了事我就打你的板子，那麼一把手就有這樣的認識，既然是打我板子，就由我說了算，班子裏其他成員實際都不承擔主要責任，也沒有權力，所以，某種情況下就是一把手說了算。現在有變化了，變化包括如果在集體中是一把手的意見，大家都接受，最後造成了嚴重後果，那追究一把手的責任；如果一把手不同意，少數服從多數，他服從這個意見，出了問題他不負責任，不追究他責任，現在就通過這個方式。要講民主、集體領導，那也得合理，同時也少了一些給一把手搞個人專製的口實，這就是製度建設一個成果。第二，對裸官的問題，已經有了明確態度，不能重用。第三，財產申報問題也在抓，其中就有領導幹部的房產問題。現在隻要一抓出貪官都能抓出很多套房子來，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因為現在房產也是一種增值的投資方式。
領導文萃：有一種觀點認為：腐敗無法根治，應當允許適度腐敗？對此，您如何看？
黃葦町：我覺得從整個來說，中央還是重視反腐敗，一直是講零容忍，始終是零容忍。胡錦濤總書記就談過“黨內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的容身之地”，要發現一個、查處一個，不管他職務有多高。這已經是非常明確的了。沒有適度腐敗這一說。而且，每個黨員幹部也都要記住陳毅同誌說過的一句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搞腐敗活動必然導致自己身敗名裂。為什麼呢？我不想重複談黨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紀檢監察機關查處腐敗的信心，全社會憎惡腐敗的民心。這些大家已經談得很多，我隻想從腐敗活動本身的規律來談談這個問題。
第一，犯罪心理學有這樣一個命題，人的貪欲總是由小到大，由貪少到貪多。每次得手，都會使他的僥幸心理增長一分，膽子會越來越大，貪欲越來越重。很少有“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的。不久前落馬的山東省齊河縣財政局原局長任居孟就這樣陳述了自己由小貪到大貪的思想演變過程：“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既然濕了鞋，順便洗個腳；既然洗了腳，幹脆洗個澡”。他就這樣一直洗到監獄裏去了。
第二，腐敗活動的時間越長，插手事情就越多、接觸人員也越多、社會聯係也越多，露出蛛絲馬跡的地方也就越來越多。即使他們再謹慎、狡猾，可以“滑掉”一次、二次、三次，但不可能永遠不露馬腳。即所謂漏網者最終難逃法網。
第三，隨著時間的積累、次數的積累，同時也是罪惡的積累。因此，問題晚敗露比起早暴露來，對自己未必是好事，甚至是一種更大的不幸。因為，被製止的越晚，在犯罪道路上走得越遠，作孽時間越長，罪孽越深重，受到的懲罰也會越重。原首都機場董事長兼總經理李培英因貪汙挪用巨款去澳門賭博及供其弟經商被判處死刑。如果他挪用公款的行徑在早幾年就被發現，還罪不至死。由於屢屢逃脫了查處和懲罰，反而發展到最後全無生路。也正應了一句話，人不能把錢帶進墳墓，但錢卻能把人帶進墳墓。
第四，即使搞腐敗者能夠“平安著陸”，但隻要他的違法犯罪活動已成為既成事實，就不定會在什麼事上被牽出來。已退休8年的農業部財務司原司長孫鶴齡，就是因為12年前他幫助“藍田股份”上市時女兒購買內部股的案發，在他68歲時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
第五，所謂權力和關係網根本靠不住。一些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還在台上時，紀檢部門調查有關的群眾舉報，人們還會有顧慮，一旦他被“兩規”甚至僅僅被“調走”甚至“離職學習”，權力的威懾作用就失效了。所謂“小兄弟”的“忠誠”，更全不靠譜。湖南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被雙規後，紀委書記曾錦春已經預感到下一個就會輪到自己，便找一些給他送過錢的礦老板打招呼，訂攻守同盟。這些老板在他麵前都信誓旦旦地聲稱“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講”。但當紀委和檢察機關查證時，盡管沒有往一個人的脖子上架刀，他們還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五一十都交代了。以致曾錦春臨死前哀歎說：“那麼多老板、朋友，甚至親戚，又有誰真正會為我兩肋插刀呢？我出事後，他們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都把刀插到我的兩肋來了。”因此，一個理智的領導幹部，對誘惑的抵製，也來自對正反經驗冷靜對比後的準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