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派批評”與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思潮
新論壇
作者：曾念長
在當下中國文壇，“閩派批評”似乎已是一種成說，雖不具有嚴格的界定，卻代表了當下文壇對福建文學地理特征的某種共識。當然，這種印象式的說法，不是沒有原因，而是緣於福建的傳統文脈，以及在特定時期閩籍或在閩工作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對當代文學思潮的突出貢獻。尤其是後者，真正讓“閩派批評”在當代文壇的應有位置坐了實。
福建是移民社會，其文化繁榮期一直到兩宋之際才出現。作為宋明理學重鎮之一，福建的讀書人多以思想家名世，也就是擅長於理論性文本的寫作。這一傳統雖然不可掩蓋福建文化的其他特征，但確有其自足生長而獨樹旗幟的一麵。從南宋的朱熹，到明代的李贄，再到清末的嚴複，這些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麵影響了中國文化走向的福建讀書人，雖然工於詩文，但即便是在詩文中，他們還是以“論”見長。
閩人善論的文化性格，也塑造了福建文學的獨特麵貌，賦予文學理論和批評突出的地位，以至於有學者得出“如果沒有閩派文論家這支隊伍，中國文學理論史將大大失去光彩”（何綿山：《八閩文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頁）的結論。早在唐代，閩僧釋叔端著《藝苑搜隱》，開了詩評風氣之先。至兩宋時期，“閩人詩話”已在當時的文學理論版圖中形成一塊高地，出現了蔡絛、吳可、黃徹、曾慥、陳知柔、方深道、蔡夢弼、吳涇、敖陶孫、嚴羽、魏慶之、劉克莊、黃升、呂炎等詩論名家。其中，嚴羽的《滄浪詩話》是一部體係完備且有多方麵建樹的詩歌理論專著，也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兩宋之後，閩人文論傳統不斷，名家輩出，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留下許多重要的章節，如楊載的詩歌評論、高棅的“詩必盛唐論”、王慎中的散文理論、李贄的“童心說”、謝肇製對《金瓶梅》的評論，以及在清代由鄭王臣、葉矯然、劉存仁、梁章钜、林昌彝、陳衍、謝章廷等文論名家貢獻的詩話或詞話，均在不同時期引領文學思潮之先。
近代以來，文學理論批評作為一種思想性力量，兩次見證、參與、推動了中國文化轉型的風雲際會。一次是發端於19世紀末、爆發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一次是始於20世紀80年代、至今綿延不止的文化複蘇。在這兩個關鍵性的曆史節點上，閩人文論家均是群體性出場，立於時代潮流之中，雖姿態各不相同，卻構成一道醒目的文化標識。前者有嚴複、辜鴻銘、林紓、林語堂、鄭振鐸，以及今天往往被忽略了的、在音樂文學研究等領域有重大貢獻的文化怪傑朱謙之等。後者則有謝冕、張炯、孫紹振、童慶炳、劉再複、林興宅、王光明、南帆、朱大可、陳曉明、謝有順等。
厚積而薄發，是閩人文論家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表現出來的一種集體形態。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閩籍或在閩工作的文論家在“朦朧詩”論戰和文學批評方法論的變革思潮中不僅獨領風騷，而且群星閃耀。正是在那個思潮湧動、萬類競發的年代，“閩派批評”一說開始成形，被賦予了地域性的命名。王蒙曾在20世紀80年代總結道，其時文學理論界呈三足鼎立之勢，分別為京派、海派與閩派（參見王蒙：《文學的誘惑》，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頁）。這是閩人文論以“派”立足於中國文學版圖的具體說法之一。
我們今天所說的“閩派批評”，雖然有地域性傳統可追溯，但更多是與20世紀80年代的特定背景為依據的。閩人文論有“派”之說，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一種“當代現象”。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思潮可以說是“十年一場嘩變”，正是在這個特定的曆史背景中，“閩派批評”不僅獲得了更大的言說空間，而且也創造了更廣闊的表現舞台。幾乎每一次重要的文學思潮的出現，都可以看到“閩派批評”的力量在引領，在推陳，在出新。因此，要理解“閩派批評”的總體麵貌、精神特質和特殊貢獻，就必須將其放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新思潮的曆史視野中進行考察。
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崛起”的新詩潮與“閩派批評”的崛起
始於1980年的“朦朧詩”論爭，是1978年以來最重要、最能反映當代問題意識的文壇公案之一。1980年4月，南寧詩會召開。針對顧城發表在《星星》詩刊的“古怪詩”，與會專家產生了意見分歧，由此成了“朦朧詩”論爭的一個關鍵性起點，南寧詩會也因此成為當代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這次詩會是一次全國性的當代詩歌研討會，雖然舉辦地點設在廣西，但將詩會推向交鋒狀態的主導者，卻是三位福建籍文學評論家，他們分別是來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張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謝冕和福建師範大學中文係的孫紹振。
起初，這次會議並無波瀾，但在會議臨結束階段，謝冕、孫紹振為“古怪詩”辯護的發言把整個會場炸開了。在這個節點上，還有一個重要的福建籍評論家不應被忽略，他就是來自會議主辦方——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張炯。作為會議組織者和主持人，張炯對“古怪詩”“不籠統反對也不一味讚成”（張炯：《學術自傳：我的文學學術生涯》，《中國社會科學網》2013年2月21日），是個“中間派”，但謝、孫的發言讓他在原本顯得過於沉悶的會議中看到了亮點，於是臨時延長了會議的議程，從而讓辯論充分展開。這次詩會不僅在會議內部產生了劇烈爭論，而且在會外造成了持續的思潮震蕩。會議結束後，《光明日報》約請與會專家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但隻有謝冕交了文章《在新的崛起麵前》（刊發於《光明日報》1980年5月7日）。由此產生，並引發了廣泛的文藝大爭鳴。緊隨其後，《詩刊》又相繼刊發了謝冕的《失去平靜之後》（刊發於《詩刊》1980年12月號）和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刊發於《詩刊》1981年3月號），論爭進一步擴大化。
在20世紀80年代初乍暖還寒的政治氣候中，謝、孫二人為“朦朧詩”辯護的批評立場掀起了接連不斷的話語狂潮，也遭到狂風暴雨式的“圍剿”，同時也開啟了一個劃時代的新詩潮。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麵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及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刊發於《當代文學思潮》1983年第1期，亦引發激烈批判），成為在整個論爭過程中沉澱下來的三篇最重要的曆史文獻，當代文學史將其並稱“三崛起”，而謝、孫、徐三人也被公認為“朦朧詩”的三大理論台柱。在這三人中，“閩派批評”三居其二，勇敢地承擔了這場話語風暴可能帶來的一切風險。
在新詩潮“崛起”的前期，福建本土已成為話語風暴中心之一。20世紀80年代初，《福建文藝》發表了舒婷的作品，並對其展開連續討論。雖然批判者有之，但以魏世英、孫紹振等為代表的一批福建文藝評論家力挺舒婷，甚至占了上風。孫紹振為此還寫了長達一萬多字的《恢複新詩的根本藝術傳統》一文，刊發在《福建文藝》1980年4月號上。這些討論要比南寧詩會更早一些，由此不難看出，謝冕、孫紹振等人在南寧詩會上力挺“古怪詩”，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在表達一種已經被自己的內心肯定了的精神立場。
“朦朧詩”論爭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潮的一個標誌性起點。以“朦朧詩”為開端的新詩潮的合法性問題，實際上涉及如何處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兩種精神資源的問題。後來謝冕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道，新詩潮的發生，實則是對“五四”新文學啟蒙主義傳統的一次複興（謝冕：《斷裂與傾斜：蛻變期的投影——論新詩潮》，《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正是在這種廣闊的精神視野中，福建的文論家不僅推動了文學新思潮的發生，而且也讓自己獲得某種理論自覺，為“閩派批評”的崛起找到了精神製高點。“朦朧詩”思潮之後，謝冕力主“20世紀文學”的整體性研究思路，孫紹振提出真、善、美三維錯位的文藝美學理論，均與他們在“朦朧詩”論爭中秉持的精神立場有著某種關聯。
在“朦朧詩”論爭之外，“閩派批評”也有突出表現。例如劉再複在1980年出版了美學理論專著《魯迅美學思想論稿》，曾鎮南在1983年出版了文學評論集《泥土與藜蒺》等。需要特別提到的，是童慶炳在這一時期發表了一些有關“審美特征論”的早期成果，如《評當前文學批評中的“席勒化”傾向》、《關於文學特征問題的思考》等論文，以及《評袁康、曉文“一部違反真實的電影”》等短論，提出了文學的功能在於“審美”而非“服務政治”的觀點，在當時文藝界也引發了不小反應。童氏的“審美特征論”，與新詩潮的精神立場是一致的，也是“閩派批評”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崛起”於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重要方麵。而童氏以此為起點，一步步建成了文藝美學理論的“童家軍”，在整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愈發顯示其重要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方法革新與“閩派批評”的理論自覺時代
在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的新詩潮中，謝冕、孫紹振等閩籍批評家扮演著先鋒角色，是“閩派批評”崛起之初最受矚目的人物。但這隻是“閩派批評”在特定曆史背景中凸顯出來的一部分，還有許多處於沉潛狀態或呼之欲出的文論家，正在迎接著又一輪的文學新思潮。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更多福建籍或在閩工作的文論家活躍在中國文壇，使得“閩派批評”的隊伍迅速擴員，形成了一個眾星閃耀的強大陣容。
這一時期，有兩個事件對於“閩派批評”而言具有非凡的意義：
事件之一是《當代文藝探索》於1985年1月在福州出版創刊號。這本雜誌甫一誕生，便亮出了“閩派批評”的旗幟：其編委除了來自本省的許懷中、魏世英、孫紹振、劉登翰、林興宅、楊健民、王光明、張帆（南帆）等，還囊括了在外省工作的大部分閩籍著名評論家，他們包括來自北京的張炯、謝冕、劉再複、何振邦、曾鎮南、陳劍雨和陳駿濤，以及來自上海的潘旭瀾和李子雲。這是“閩派批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集結，在此後近三十年，亦不曾重現過如此整齊、壯觀的陣容。來自省內外的這些編委多數是中年以上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在各自領域已建樹頗豐，因此他們的號召力自不待言。雜誌的另一個亮點是，一批剛嶄露頭角的青年評論家也靡集在這麵旗幟之下，構成最具活力的作者群和編務人員之一部分。他們是“閩派批評”的新生代，包括王光明、南帆、朱大可、陳曉明、林建法、張陵等。其中不乏快速成長者，以此為出發點，在20世紀80年代成名，或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中國文論界的中堅力量。不枉過去，不薄未來，這是《當代文藝探索》在塑造“閩派批評”內部傳統的過程中做出的良好示範。圍繞在這本雜誌的閩派文論家，雖然在寫作風格和精神立場上各不相同，但多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新思潮的積極推動者，因此，求同存異是《當代文藝探索》的基本姿態，也是這本雜誌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推動“閩派批評”形成“整齊陣容”的一個重要因素。
事件之二是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於1986年3月在廈門召開（以下簡稱“廈門會議”）。這次會議由五家單位聯合發起，分別是《上海文學》編輯部、《文學評論》編輯部、天津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廈門大學中文係語言文學研究所，以及剛剛創辦的《當代文藝探索》。會議共吸引了全國七十多位文學理論批評家和學者前來參加，其中因地利、地緣之便，“閩派批評”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會議亮點之一就是關於文學批評的新、舊方法之爭。所謂的舊方法，也包括了謝冕、孫紹振等人在“朦朧詩”論爭中采用的社會曆史批評法。而所謂的新方法，則主張文學理論研究與批評應該效法自然科學，將其納入科學研究的軌道，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具爭議性的觀點，則是廈門大學中文係的林興宅在會上提出將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等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引入文學批評的主張（參見王光明、南帆：《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漫述》，《當代文藝探索》1985年第3期）。兩種方法論的爭辯，實際上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在分化的兩種文學批評觀念的碰撞，由這次會議釋放出來的觀念分歧，並沒有因會議的結束而終止，而是一直糾纏著近三十年來的文論界。因此，廈門會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之後在揚州、武漢等地相繼舉辦的方法論會議，具有先導作用。1985年因而被當代文學批評史稱為“方法年”。“閩派批評”無疑在這個“方法年”中再次扮演了先鋒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層麵的文學批評觀念的分歧，在這次會議中也被轉化為“閩派批評”的內部交鋒，例如，具有論辯雄風的孫紹振就在會上直言不能盲目跟從劉再複、林興宅等閩籍文論家提出的“新方法”。這種被內化的觀念衝突，是“閩派批評”對正在發生變化的外部世界的敏感反應，也是“閩派批評”保持著內部張力和活力的一種話語形態。廈門會議亮點之二，則是一批年輕“黑馬”在此闖入全國文論界的視野，他們包括陳思和、許子東，以及閩籍的南帆、朱大可、王光明等。這次會議展開的新、舊方法之爭，就好比拋出一個文學理論的“沙袋”，為許多年輕的批評家提供了上場“練拳”的機會。
對於“閩派批評”而言，除了以上兩個事件，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還有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成果不可不提。其中一部作品是劉再複的《性格組合論》，出版於1986年。這是劉氏以《魯迅美學思想論稿》為前期鋪墊，在一般美學理論層麵取得的重要收獲。該書以當代文藝創作中普遍存在的“非黑即白”的單一性格論為反駁命題，提出文藝作品人物性格的雙重性和多重性問題。這部作品出版之後，成為1986年十大暢銷書之一，可見當時之盛行。除“性格組合論”之外，劉氏在這一時期高論“文學主體性”問題，即主張文學應回歸它的自主性，更是在文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回應。以上二論，對“閩派批評”的脈絡發展可謂影響深遠，對於我們在今天重新審視“閩派批評”的話語特質及其整體性問題，都具有啟發意義。一般而言，通過廈門會議，林興宅對推動文藝批評方法論之革新的特殊貢獻，已是一種共識。但林氏的主要文學理論創見，包括那篇著名的《論阿Q的性格係統》，以及在廈門會議上引發激辯的“將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等自然科學方法引入文學批評”的觀點，其思想源點均可追溯到劉再複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初露萌芽的“自主論”（劉再複的《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出版於1980年，而成書時間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劉氏在這部著作探討“真、善、美合一”的問題，實則已萌芽了他對“性格組合論”和“文學主體性”等係列命題的思考）。循著這條脈絡，我們發現，“閩派批評”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實際上有兩個話語源頭。一個源頭的代表人物是劉再複，側重於“純粹理論批評”;另一源頭的代表人物是謝冕，側重於“社會曆史批評”。
謝冕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推出的文論批評著作有《論詩》（1985）、《謝冕文學評論選》（1986）、《中國現代詩人論》（1986）、《文學的綠色革命》（1988）和《詩人的創造》（1989）等。謝氏是從一而終的“詩論者”，在當代文論史上，鮮有批評家如他這般，站在文學這個廣闊的地盤上，卻對不斷更新和湧動的詩潮保持著幾十年如一日的專一、新鮮和熱情。這種獨特現象一方麵固然可以歸結為謝冕身上那種獨有的詩人氣質和一顆不老的詩心;另一方麵，則與他的“社會曆史批評”的理論取向不無關係。“社會曆史批評”強調文學的社會屬性和曆史背景，主張在社會—曆史的大框架中解決文學的發生學問題，因此必然賦予文學以某種與時俱進的時代性景觀，同時也顯示了批評家介入曆史與現實的熱情。在此意義上，不能不提謝氏在1988年出版的《文學的綠色革命》。這本薄薄的綠皮小冊子，在謝氏的眾多著作中，一直被忽略了。這是文學史對“濃縮的精華”的一次疏忽和遺漏。恰是在這本小冊子中，謝氏以極簡筆墨勾勒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兩種革命傳統：以“救亡”為問題意識的紅色革命傳統和以“啟蒙”為問題意識的綠色革命傳統。關於這兩種革命傳統的激辯，恰是我們理解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美學思潮的重要脈絡之一。而謝氏對這兩種革命傳統的文本駕馭，正是運用了典型的“社會曆史批評”。他不是從純理論層麵去理解這兩種革命傳統，而是將它們放置在20世紀中國的具體曆史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