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下的曆史文化名城保護
特稿
作者：曹昌智
摘 要：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為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帶來了極為深刻的負麵影響，單純追求GDP指標增長，使得曆史文化名城保護長期得不到重視。多數政府並未把保護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僅作為主管部門的一項業務，許多地方編製了保護規劃，卻將其束之高閣。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曆史文化名城保護也應順勢而為，找準契合點。從夯實公共政策的基礎抓起，使其更具針對性。根據曆史文化名城的存續特征及其保護工作的特殊性，進一步完善法律體係，製定專門行政法。建立健全保護監管體係，盡快完善和落實監督機製、問責機製，保障專家谘詢製度和公眾參與製度。
關鍵詞：曆史文化名城；粗放型增長模式；經濟新常態；保護
Abstract：Extensive economy growth mode has a profound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On account of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GDP index’s growth，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Most governments have not put the protection into their agenda as an important work. They just considered it as a project of competent department. Protection programs were constructed in many places but are just put on the shelf.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eps into the new normal，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should move on with the tides and capture the conjunction point， starting from fortifying the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ies and making them more specific. In accordanc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protection， we shall further improve legal system and establish specialized administrative law. We also shall establish sound protection and regulatory system， perfect and impl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guarantee expert consulting system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Key words：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extensive economy growth mode；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protection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6-04（5）
我國建立曆史文化名城保護製度已經30多年。毋庸置疑，這一製度對於保護文化遺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關重要，不僅搶救和保護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價值的曆史城市，而且把保護實體延伸到了曆史文化名鎮名村和傳統村落，成效斐然。但是由於思想理論的缺失，加上曆史文化名城保護製度長期置於舊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因此盡管理性與非理性的思想博弈不斷，結果還是走了許多彎路，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從根本上撼動了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基石。
如今，維持多年的經濟舊模式盡顯弊端，難以為繼，終於受到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製衡，不可逆轉地回歸理性化的新常態，從而也給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帶來了重大轉機。於是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探索新常態下曆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方略和舉措，則順理成章成為當前一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使命。
1 經濟舊模式對曆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影響
我國經濟舊模式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明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1]。從那時起國家通過宏觀政策的強力推動，經濟建設贏得了快速發展，各項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上世紀70年代末經濟瀕臨崩潰的中國，奇跡般地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震憾了整個世界。然而與此同時，政府對資源配置長期實施過度主導，也帶來了諸多結構性矛盾和一係列深層次隱患，乃至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走勢出現持續大幅度下滑，宏觀刺激手段近乎失靈，收效甚微，已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因，症結源自經濟舊模式的弊端。這種弊端對於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同樣帶來了極為深刻的負麵影響。
經濟舊模式即粗放型增長模式。其特征是以高投資支撐高速度，把投資，投資，再投資，當成刺激中國經濟發展極其重要的驅動力[2]。眾所周知，中國改革的基本特點是漸進式的摸著石頭過河。基於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沒有成熟經驗。在實踐探索過程中，實行了數十年的計劃經濟體製仍以巨大的慣性影響著改革思維，雙軌製改革延續下來，導致了政府過多依賴大規模投資，采取國家高度幹預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強力拉動經濟總量增加。
正是在這樣一種模式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興國之要，往往被片麵解讀為經濟決定一切，代替一切。突出表現在唯GDP增長，以GDP論高下，將之視為地方經濟發展和領導政績的主要依據。經濟決定論的思維注定不惜一切代價盲目追求GDP量的擴張，忽視以人為本，改善民生，保護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不僅使資源破壞、環境惡化、收入分配不均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的關係失衡，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而且在思想精神領域社會心態浮躁，專注實現個人價值及財富利益，漠視科學和曆史，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缺乏了民族自信力。政府過度主導幹預，將公共資源高度集中在權力大又不易受監督的少數人手裏，滋生了浮誇虛假之風，更給了權力尋租和政商勾結的群體腐敗以可乘之機。
高投資拚經濟，單純追求GDP指標增長，弱化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國民意識，保護曆史文化名城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雖然法律明確規定保護曆史文化名城是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的義務，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保護和監督管理的責任。但是大多數曆史文化名城政府並未把保護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隻不過作為主管部門的一項業務而已。同時我國對自然與文化遺產資源和環境，例如水、土地、林業、文物、環境等，通常地方政府相應設置一個職能部門，傾力保護管理。唯獨保護曆史文化名城為多元行政主體，管理機構五花八門，職能交叉，難成合力。據中國名城委2014年對國務院公布的125個國家曆史文化名城進行調查，資料顯示管理機構多達9種類型，各地分別由名城委（名城辦）、規劃、文化、文物、建設、房管、旅遊等部門牽頭，有的設在旅遊公司，或幹脆不設管理機構，並且在每種類型內又采取了若幹運作模式。在所有曆史文化名城政府中，配備專職的行政或事業編製的僅占14%，每年安排數額不等的專項保護資金的也不過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