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給了我一個精彩的人生
西部風景線
作者：哈依夏·塔巴熱克
我於1957年11月出生在新疆呼圖壁縣雀爾溝，這是一個以哈薩克族為主的村莊，我的童年時光是在這裏度過的。在我的記憶裏，帶給我最多快樂的還是搬到昌吉市一座大雜院裏的那些日子。
我的父親是一名知識分子，1959年至1961年期間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哲學，屬於新疆解放以後第一批哲學專業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幾十年的生活中，父親一直標榜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但我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浪漫主義者。我的母親和任何一個家庭婦女一樣，紮根生活，她所信奉的哲學就是如何讓一家人吃得飽穿得暖。性格迥異的父母造就了我，使我既崇尚哲學與藝術，又懂得生活的哲理。許多年過去之後，我作了很長時間的相互比較，認為比起父親，自己更像一個唯物主義者，因為我堅信內因決定外因這個真理。我的人生經曆非常精彩，充滿了機遇，如果我未能將這些經曆、閱曆與機遇轉化為自己成長的能量，或許我頂多就是一個言多行少的所謂文人。事實上，那些經曆、閱曆與機遇變成了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滋養著我，培育著我，直到今天都是我筆耕不輟的動力。
童年時代的大雜院
父親先是在烏魯木齊地委工作，1955年又從那裏被調到昌吉州，先後在宣傳部門和教育部門工作。那個時候，我們一直隨著在公社衛生院當助產士的母親，還有祖母，生活在呼圖壁縣雀爾溝公社的一個小村莊。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們搬到了昌吉市，住在州政府機關家屬院。這是一個有著十幾棟平房的大雜院，住著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等機關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但大部分是漢族幹部。他們大多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從祖國各地到新疆工作的知識分子、軍人和工人，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家裏都有藏書，那些書伴我度過了最快樂的童年和少女時光。那些叔叔阿姨也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播撒了平等團結和睦的民族關係理念。
童年的時候，沒有電視，也沒有錄音機，讀書就成了我們這一大群孩子的主要遊戲。那時，大雜院的中央有一個特別大的井台，井台旁邊有一棵枝繁葉茂的榆樹，我們每天傍晚就圍在大榆樹底下輪流講故事。講的都是我們大家輪流傳遞閱讀的世界名著、中國名著，其中最多的就是蘇聯名著。我至今都不能忘記自己如癡如醉地閱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科爾沁大草原》《林海雪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岩》等文學作品的情形。
那時我家裏沒有漢文書籍，都是從大院裏的漢族叔叔阿姨家裏借來的，有時為了讀到一本書，就幫助整天都在忙碌的阿姨抱孩子、掃院子，她們為此非常高興，很樂意將書借給我。
那時，大院裏的孩子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圍在大井台上講故事。我呢，常常聆聽其中年長於我的漢族哥哥姐姐們講故事，百聽不厭，甚至聽他們講鬼故事，嚇得整夜睡不著。後來，聽得多了，自己也開始講故事。講什麼呢？那當然是我從書裏讀來的故事了。慢慢地，我講起故事來繪聲繪色，手舞足蹈。
更重要的是，那時，我們也模仿八個樣板戲，編排一些小小的戲劇，很是熱鬧。記得有一個大姐姐，她竟然非常成功地飾演了《紅色娘子軍》中的女主角吳瓊花，還跳著芭蕾舞，非常像那麼回事兒，令我們羨慕不已。
現在想一想，那個時候我們將小說變成戲劇的過程就是架構小說能力的初步訓練，雖然當時的“劇本”結構很粗糙，但在這個過程中對人物心理的揣摩、對情節發展的安排都是一種難得的鍛煉。過了很多年之後，我看了北京大學中文係主任曹文軒的一篇論文，他說故事講得精彩的人有可能成為作家。我這才恍然大悟，才回過頭去重新審視自己童年時代的大雜院，那個引我一路走上文學之路的藝術大院！現在每每想起那個大雜院，想起那些小夥伴們，想起那些漢族叔叔阿姨們，我都會感慨萬分，淚流滿臉。
在那個大雜院裏，不同民族的孩子們都在一起玩耍讀書，竟然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民族之間的爭吵與糾紛。大院裏的人們彼此都很熟，各民族之間相處得非常愉快，我們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從來不分你我。有時他們會把孩子放到我家讓母親幫著照看，有時還會把鑰匙放到我家。我去他們家裏往他們床上一滾就玩開了，他們的孩子來我家也很隨便，餓了就找我母親說餓了，母親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給他們食物。那時，母親每一個禮拜都在饢坑裏打饢，饢烤熟了，立即會圍上來一群漢族孩子，母親會將熱熱的饢掰開分給大家吃。那些漢族叔叔阿姨也圍在饢坑周圍，用謙和又好奇的口吻不斷問母親：“為什麼饢坑要先生火後撤火？”“為什麼生饢底部要抹上鹽水才能往饢坑打？”而母親總會笑嗬嗬地一邊打饢，一邊不厭其煩地講述其中的道理。漢族阿姨們也常常過來指點母親炒菜、蒸饃饃、做湯，以至於母親後來做的飯炒的菜非常香甜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