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 我們被它改變，我們如何改變它
封麵故事
作者：魏一平
11 月16 日，北京的天空被薄霧籠罩
40歲的新爸爸戴賽鷹下定決心要重新創業，他要做一款功能更強大的空氣淨化器，為的是“保護自己剛剛出生的孩子”。他在論壇上征集了700多個家長對空氣淨化器的要求，有些不免偏執極端，就像發燒友組裝音響一樣踏上了創業之路。今年9月22日，還沒有正式產品的淨化器參加了京東眾籌，一個月的時間就籌到了1122萬元，預售出了接近4000台淨化器，奪取京東眾籌第一名。
這背後是一群像戴賽鷹一樣脆弱而敏感的父母，他們生活在大城市中，有著不錯的收入和職業，卻也背負著中產階層努力爭取更好生活的重擔。以往，這個“更好生活”可能是一套房子，一部車子，一所還不錯的學校，現在，潔淨的空氣肯定入選了指標的前三名。隨著各種手機APP的普及，無形中放大了人們對霧霾的焦慮，因為你抬手劃一下就能看到實時的AQI（空氣質量指數），壞天氣帶給人的壓迫感，在移動互聯時代讓你躲無可躲。
隻是，焦慮背後，我們對霧霾到底了解多少？即便是專業的研究人員，恐怕也不敢說已經胸有成竹。世界範圍內看，曾經的倫敦煙霧事件和洛杉磯毒霧事件，雖然已經被全球的科學家反複研究，但處在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卻提供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研究樣本。在這裏，既有100年前的燃煤汙染，也有50年前的機動車汙染，還有今天的各種新型化學汙染物排放。
為什麼霧霾會在最近兩三年時間裏迅猛發展？如果說它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緊密相關，那麼為什麼其嚴重程度看上去超過了循序漸進的經濟發展曲線？大氣汙染是否也存在著某種加速度的現象？
探索霧霾的機理，這是我們好奇的起點。由此進入，我們方才明白，構成PM2.5的主要成分中，二次生成顆粒物已經與一次顆粒物相當，而且其吸濕性更強，對空氣能見度影響更大。在二次顆粒物中，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人類活動產生的VOC（有機揮發物）構成了“三座大山”。
要撼動這“三座大山”並非易事。節能減排是一項需要真金白銀投入的工作，除了經濟實力的支撐，還需要有過硬的技術和嚴格的監管，資金、技術、監管，三者缺一不可。而我國的減排工作，度過了前些年的大刀闊斧之後，也像改革工作一樣步入了深水區，水泥、鋼鐵、玻璃等行業，不僅企業零散，而且技術不成熟，又麵臨行業性虧損，可謂雪上加霜。
但是，藍天不等人，健康不等人。要重點治霾，就需要我們盡量全麵、深刻地認識霧霾，此為前提和基礎。隻是，麵對霧霾這個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我們的政府、企業、科研人員，以及每個公民，尚未做好準備，就不得不匆忙應戰。就像一位科學家所打的比喻：“現在我們就像是高燒階段，先吃藥退燒，等控製病情之後，再轉入慢性治療，轉入精細研究。”畢竟，我們對霧霾的認識仍有諸多空白。比如，二次顆粒物的生成機製，周邊省區的傳輸規律，未來空氣質量的準確預報，以及PM2.5對人類健康的切實影響，都有待科學家繼續探索。
剛剛結束的APEC會議，給了各界一個試驗“退燒藥”的良機。根據北京環保局公布的數據，APEC會議期間，得益於嚴格的減排措施和周邊省市聯動機製，京津冀及周邊地區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30%左右。當然，這要付出不小的代價，動用巨大的社會力量。來自環境保護部的數據顯示，華北六省區市在會議期間實際停產企業9298家，限產企業3900家，停工工地4萬餘處，分別是原有《保障方案》規定的3.6倍、2.1倍、7.6倍。
北京及周邊五省市，用幾乎暫停一切社會活動的極端方式，換來了10天藍天白雲。之後，隨著機動車限行結束、供暖季到來、工廠複工，藍天還能持續嗎？在為APEC非正式會議貴賓舉行的歡迎晚宴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席話，道出的正是戴賽鷹們的樸素願望：“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國都能夠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讓孩子們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