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知道必須設法安撫基爾代爾，因為一旦基爾代爾提起“禁止令救濟”（imjunctive relief）訴訟，其全盤秘密冒險行動（即在4個月後的1981年8月的發布活動）就會被延誤。他們邀請基爾代爾和格裏·戴維斯飛到博卡拉頓，在那裏，IBM提出用類似的包裝同時推出CP/M-86和微軟的PC-DOS，條件是基爾代爾對IBM版權侵害不提起訴訟。加裏接受了IBM的提議，但是不保證不起訴微軟。“我們討論了價格問題，”基爾代爾寫道，“但是按IBM設定的價格標準“違反了反托拉斯法”。”因而價格沒能定下來。基爾代爾認為他正在得到他想要的。CP/M不用改為PC-DOS，IBM表示會支付DRI標準的版權費。兩款PC-DOS、微軟的操作係統和CP/M都將發布。兩個操作係統分別采用不同的包裝同IBM的新電腦一起出售。勝者由市場決定。得知老朋友基爾代爾加入進來，蓋茨惱羞成怒，堅決認為IBM是“被訛詐所致”。
至少IBM看上去對DRI的介入很認真。基爾代爾從未見過如此嚴厲的安全防範措施：IBM借給DRI的PC原型樣機，被放在一間上鎖的屋子裏，並且被拴在桌子上；附近不允許有電話；任何打印稿都必須切碎和焚毀。IBM技術人員好幾次出現在附近的房頂上，他們都全副武裝配著特殊的儀器裝備，以防範有人竊聽新型電腦鍵盤發射出的電磁信號。
1981年8月，IBM的PC終於亮相。羅蘭達記得，當他與基爾代爾駕車到最近的灣區商店看到這款新品時，兩人激動不已。當他們看到軟件盒子標簽的一刹那，他們明白自己讓人在背後捅了一刀：微軟的價格優勢是比DRI的便宜6倍。IBM為CP/M-86標價240美元，而隻為微軟的PC-DOS標價40美元。羅蘭達說，看到這個價格差異時也許會是他一生中最震驚的一刻。“就好像我頃刻間伸過桌子給了你一個耳光，完全莫名其妙。看到這個價格，就知道我們被徹頭徹尾地騙了，無論怎麼看，IBM都沒有打算售出CP/M-86，根本沒有這種打算。學術界出身的人太容易輕信別人了。如此一個大企業竟然是掠奪成性的殺戮者。”他和基爾代爾感到自己太幼稚了。他們給IBM去電話要求削減CP/M的價格，但是沒有人回話。戴維斯說：“IBM顯然辜負了其留給加裏和我的印象。”
基爾代爾寫道：“IBM的差異化定價謀殺了CP/M-86。時至今日，我認為整個陰謀由IBM一手策劃，他們幾乎沒有花費什麼就把現存的業界標準搞到手了。這場陰謀的結果是為微軟出品PC-DOS搞到一張DRI的棄權證書。”如精神病學家常說的，狂想症者都是受迫害的結果。基爾代爾顯然屬於這類。
蓋茨繼續篡改他從1982年開始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編造的曆史。在1997年接受《PC》雜誌采訪時，蓋茨說：“IBM的人乘飛機前去拜訪DRI，DRI卻不肯簽署非公開協議。因為IBM的非公開協議相當不近情理，非常不公平。我們微軟得以搶先一步簽署了協議。而DRI卻沒有。後來，DRI才意識到，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項目，他們試圖說服IBM也提供他們的產品。但是他們定價太高。”當然，這兩句話有兩個問題：其暗示零售產品由DRI自己來定價，這是不真實的；基爾代爾跟IBM在太平洋叢林鎮和博卡拉頓都簽署了協議。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基爾代爾為什麼沒有起訴微軟，沒有什麼妨礙他這麼做。基爾代爾在8月帶上他的市場副總裁約翰·卡察羅斯乘飛機到西雅圖，找蓋茨和艾倫算賬。他寫道：“艾倫擔心打官司，問及DRI就CP/M版權有沒有起訴過誰。我說我沒有起訴過誰。我說的是實話。保羅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但是他看出了我的弱點，說我們正在陷入操作係統戰爭。”
決定不起訴是一次災難性失誤。同年，風險資本家投資DRI——波士頓TA聯合公司（TA Associates）引人注目的雅基·莫比公司（Tacqui Morby）、風險資本公司漢鼎公司（Hambrecht and Quist）、洛克菲勒基金會（Venrock Associates）——他們引進了一個聰明的新總裁，幫助DRI實現飛躍。基爾代爾的接班人叫約翰·羅利（John Rowley）。但新成立的董事會對起訴一事也舉棋不定，而時間一天天臨近法律規定的起訴期限。那時，還沒有人就計算機軟件版權侵害提出過訴訟。《1976著作權法》到1981年還沒有修訂過，尤其沒有涉及軟件版權侵犯。格裏·戴維斯贏得過一場官司，讓一家灣區的CP/M侵權者出了局，但是格裏必須向董事會和基爾代爾說清楚其中的風險——法官對這個領域一無所知，以及IBM財力雄厚。舉棋不定錯了嗎？“是錯了，”戴維斯現在說，“回想起來，即便法律不確定，我們也應該義無反顧，及早起訴微軟，因為“禁止令救濟”會讓對手停止開發。如果我們在一開始就遏製住對手，他們就毫無立錐之地可言。”雅基·莫比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先在版權侵權案上獲勝，截擊IBM。”他回想起那時新組建的董事會沒有意識到這些，IBM和蓋茨也保持沉默，微軟的史蒂夫·鮑爾默仍在繼續打電話給DRI的項目經理凱西·斯特拉汀斯基，請教CP/M操作係統內部工程指導。這是“公開的偷竊”。但要起訴個人又不是基爾代爾的個性。戴維斯後來回憶說：“起訴個人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我們打算另辟蹊徑製勝。”公司的每一個人否定訴訟達兩年之久，戴維斯說：“我們大多數人都過於天真，董事會、我，還有風險投資公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