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較視域下的中國史學通史
課題研究·演講
作者：王舒琳
杜維運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一部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的通史專著，這部曆時十七年的經典之作融進了作者一生治史學史的功力。該書從中西史學比較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總體麵貌，筆伐西方史學界的一些誤解，突出中國古代史學的學術地位和價值。因此，全書的靈魂在於正中國古代史學之地位。結合寫作的時代背景來看，作者希望能夠在正視中西史學各有優勢的前提下，尋求會通之路，堪為史學全球化進程中端正態度、掃清障礙的一部學術力作。
在中國史學通史研究領域，以“中國史學史”為題的著作已經有幾十部之多。金毓黼、蒙文通、白壽彝、喬治忠等治中國史學史的著名曆史學家，都以其深厚的學術積澱與清晰的學術理路，撰寫出了展現自身學術思想的中國史學史體係。然而，無論是學術派別的不同還是書寫體例的變化，這些學者都是在本土化的基礎上梳理、構築中國史學史體係，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中西史學視域下的對比、觀瞻。而杜維運先生求學與治學均浸潤港台與海外學養，遍閱了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形成了與深受傳統學術訓練的本土學者不同的視角，其全新眼光與多方材料的綜合研究，更是開啟了一股全新的史學通史著述新風。這種視角就是中西史學比較的視野。
這一視角正是該書最大的特色。這一特色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回應西方史學界的錯誤認識。現代西方史學界對中國史學的態度大都采取一種近乎藐視的態度。西方正統史學家持有此種腔調的主要表現有兩點，一是認為產生史學最基本的重視曆史的態度與觀念為西方文化所獨有，而中國則極度缺乏；二是認為中國史學的發展，永遠沒有意識突破通往真曆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真相，永遠沒有發展批評史學，永遠沒有意識視曆史為客觀了解。西方史家浦朗穆的說法較有代表性，他說：“曆史在中國扮演的角色，與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其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以朝代相接，而積有大量曆史檔案，其浩繁與西歐的曆史資料相垺，且涉及時間過長。惟中國運用此類資料的方法，與綜合此類材料的方法，代代相因，無基本變化。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運用曆史資料，其實際目的，無殊於唐朝或漢朝。在其傳統綜合的基本原則範圍內，他們偶爾能瞥及超乎朝代更替製度的發展，但是中國曆史永遠沒有發展自我批評與發現的方法，無情的考驗通則，有目的地搜求文獻以證明假設，而此為西方曆史的特征。”
鑒於西方正統史學家的認識誤區，杜維運先生的基本立場就是糾正、歸還中國古代史學正確的學術定位，力爭與西方史學家細細討論，展開一場學術上的真理之爭。在理論層麵，杜維運先生強調：“中國希望窺探往事真相的史學意識早在上古時代，即已形成，而其批評史學的出現，也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曆史，中國的修史，非盡如他們所謂純為官方事業，中國史學的珍貴，也絕非僅在史料的浩繁。中國史學和西方史學是從不同文化土壤中
孕育出來的兩種史學形態，各有優劣，史學的進步有賴於相互的批判借鑒，而非褒貶好惡。”總之，在杜維運先生看來，“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史學是優於西方史學”。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杜維運先生的判斷是符合曆史史實的。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提到“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作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開山，梁氏的這一見解影響了在中國史學領域耕耘的數代學人。杜維運先生《中國史學史》一書便涵蓋了史官、史著、史學原理、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史學觀念、修史製度以及曆史文獻學、曆史考據學等相關衍生學科的源流、發展、特色、代表人物。杜維運先生對中國史家的熟稔程度，用如數家珍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他遍閱載籍，用心篩揀，在該書中輕車駕熟地介紹了先秦諸子、司馬遷、班固、劉知幾、歐陽修、司馬光、鄭樵、馬端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王鳴盛、錢大昕、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趙翼等人的史學成績。史學的進步往往以史學大家提出的某些思想與論著的問世為標誌。先秦時期《尚書》、《春秋》、《左傳》、《世本》、《竹書紀年》等較早史書的出現，開啟了中國史學的先河；司馬遷描繪的曆史天地洋溢著真實、遼闊、醇厚、神遠的史學氛圍和史學氣象，至今世界史學家難以企及；以劉知幾而言，對春秋至唐代的中國史學有整理之功，創寫史學史、開辟史學方法論，氣象宏大、遠見卓識、古今罕見，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再至千年，章學誠這位偉大的史學思想家橫空出世，將“六經皆史”之說理論體係化，劃分曆史著作為記注與撰述兩大路數，進而打破了劉知己當時之簡與後來之筆的舊說；作為中國最大的曆史學派——乾嘉考據學鼻祖的顧炎武，跳出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的藩籬，力倡經世致用，倡導的普遍歸納證據、反複批評證據、精確提出證據、審慎組合證據、繼而發掘紙外證據的全新治學方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