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之“餘情”與“雜學”傳統的繼承及傳承意義
文學·影視
作者：王淩虹
【摘要】散文的文體特征使衡量散文優劣的尺度具有一定難度。從散文本質來看，衡量散文的標準仍然是散文中“餘情”與“雜學”的呈現程度。“餘情”與“雜學”傳統的繼承並未中斷，但當下散文的變化弱化了散文傳統特征，使得散文中“餘情”與“雜學”傳統的傳承意義重大。
【關鍵詞】散文；餘情；雜學；傳承；意義
如要細究，中國現代散文與古代的散文概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二分法之下的散文是指除了韻文之外的所有散形文章。四分法之後的散文，把詩歌、小說、戲劇文學以外的所有文類都歸入散文，散文成為有類無體的文類。因為文類的龐雜，衡量散文優劣的尺度就一直是個問題，王國維曾說：散文易學而難工。其所謂“工”即是指散文的內在意蘊，一篇散文的好壞就在於散文文字背後所體現出來的文化內蘊、情調、趣味、詩意的審美表現等等，這就是周作人所提出的“餘情”。“餘情”就是“‘把敘事說理抒情’，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了。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有我’的文字”。[1]“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要寫得從容、隨意、豐饒、有餘味、耐咀嚼。”[2]“餘情”是散文很重要的內涵與底蘊，是衡量散文作者和散文本身的重要標尺。但是“餘情”的概念有些內隱，並非在文字表麵明確顯現，於是寫散文與讀散文成為相互對應的二者。
雜學既是指博學，又非普通意義上的博學。這不僅僅是指學識本身，還要有修養與內涵，是散文寫作者必須的多方麵的學識與修養，這與一般意義上的博學不同，不僅僅是指對事物認知方麵的廣博，更在於對事物本身以及意義的審美。就如麵對一塊石頭，不僅僅是了解石頭的材質與構造，更重要的是對於石頭的美的發掘與傳達。“雜學”的要求也是對於散文寫作者的重要要求之一。非一定要是專家，非囿於一門，要涉獵廣泛，且能觸類旁通。或許這很難做到，但散文創作實踐的證明，必須如此。這就是為什麼一般散文寫作都不是像詩人、小說家那樣專職寫散文，散文作家多半是旁騖。好的散文寫作者多半是詩人或小說家或其他職業者。周作人、俞平伯、林語堂、汪曾祺、木心等都不是專職寫散文的，但他們的散文卻寫得風生水起。這與他們的“雜學”根基相關。
一、“餘情”與“雜學”傳統的繼承
1、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散文
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寫作多具備了散文所需要的那種內涵，那時的散文作者多有國學功底和家學基礎，有“餘情”與“雜學”的儲備。如周作人、鬱達夫、魯迅、俞平伯、朱自清、梁實秋、廢名、梁遇春、林語堂、施蟄存等。其散文中的“餘情”與“雜學”表現使其散文的可讀性至今未衰。
鬱達夫提出散文批評的“心體說”，認為以“自我”為本位，“心”指散文家的“個性”、“個人”，“體”指“能把這心盡情地表現出來的最適當的排列與方法”。“心”“體”關係是以“心”求“體”，“體”為“心”用。力主與“情”合致。在這裏，鬱達夫提倡的散文觀也是與情致緊密關聯，與雜學和餘情相關。“心”的體現即是“餘情”，“體”的呈現也在其“雜學”功底。
俞平伯與朱自清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二人寫同一內容，都是夜遊秦淮河，因其學養的差別，審美角度的不同而風格各異。俞平伯的散文受明人小品的影響，追求“獨特的風致”，自成一格，語言凝重、古樸。在細膩柔婉的描寫中，理性的分析，他的散文有情與思、熱與冷、理性與情感交織的特點，其餘情與雜學的表現突出。朱自清的散文思維慎密、細致。在描繪秦淮河的景色時，將自然景色、曆史影象、真實情感融會起來，洋溢著一股真摯深沉而又細膩的感情，其發古自幽思的基礎仍然是以餘情與雜學為根基的，在這篇同題散文裏得到了最好的證明。
林語堂的散文隨性、幽默，大有沙龍閑談的風格與情調，卻又在閑適的氛圍中體現深厚的雜學功底。一直以來都把林語堂的散文稱為“閑適散文”，隻是我們應該明白一點：此閑適並非閑散的含義，而是舉重若輕，於散淡中表情達意，深意自在其中。
被稱為“中國的蘭姆”的梁遇春，其散文與他的美學思維緊密相關，他直率的個性、追求自然的風格，受英國蘭姆小品文的影響，在散文中力圖寫出新奇的創意，但文字又是以看似隨意的麵貌出現在讀者麵前，並以其放達的議論和豐富率真的旁征博引而著稱。這與其家學功底和文學修養相關。他的散文講究情感的真摯，語言的韻味、看似輕實則厚重的形象性以及溫文爾雅的嘲諷。更多地體現了中西合璧的美文特征。
2、十七年文學時期的散文
此時期的散文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宗旨之下，文學的功能被發揮到最大，文學為政治服務成為指揮棒。“十七年文學的功能就是教化的，主題都是規定好的，作家的任務就是宣講，不允許有太多的個人化的色彩……主題的單調以及創作與閱讀互動機製的喪失，導致了創作的模式化、雷同化。”[3]這一時期的散文就是“神壇布道”似的表達。秦牧、楊朔、劉白羽被稱為當時中國的散文三大家。他們的散文在時代特定的規定下，都是宏大敘事的格局，雖然楊朔曾經說過他寫散文“總是拿著當詩一樣寫”，“尋求詩的意境”。[4]但是，在那個很有限的詩意空間裏仍然充斥著嚴肅的政治理念。“在楊朔那裏，‘詩意’僅僅是一種傳達某種革命理念、激情的手段、技巧，而非藝術創作的終極目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