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姚貝娜到罪犯之死
觀察
作者：蘭榮傑
我自認不是追星族，對娛樂明星多不認識。因家中前後多人從軍，對軍人倒多有尊重。然而我不得不承認，當兩天之內先後聽到上將張萬年和歌手姚貝娜的死訊時，我和千萬網民一樣，對前者幾無所動，對後者卻難免震撼或悲哀。實際上，兩人於我均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人，我為何厚此薄彼，“打了一輩子仗的不如唱了一首歌的”？難道真如批評者所言，我是“價值觀偏離”，喪失了基本的是非標準？
捫心自問，姚貝娜之死讓我震撼，我感慨其英年早逝——甚至比自己年齡還小。對於我等文革後一代人，雖然大多經曆過祖輩甚至父輩的離世，但卻很少考慮過自己的死亡。多數同齡人走出校門也就十年左右，美好人生才剛展開畫麵，死亡無疑是一個過於遙遠的話題。然而姚貝娜之死——不是車禍、地震這些意外，而是疾病這一每一個人都躲不掉的敵人，卻像一聲突然而至的警鍾，讓我們意識到一個殘忍的現實：死亡其實並不遙遠。對我等同輩人而言，逝者姚貝娜的身份，主要不是一個流行歌手，而是一個同齡人，一個同樣風華正茂的青年人，一個“我”的投影。所謂物傷其類，我們為姚貝娜之死而哀，不過猶如黛玉葬花，哀歎的是自己的青春易逝，人生無常。
反之，張萬年將軍得享高壽，不管是他的年齡，還是他生前的功績和待遇，均非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輕易類比。張將軍的逝世，不過是另一個“別人”的離開，與“我”可能幹係不大。既然如此，我們多數人無動於衷，也就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也許眾多網民和我一樣，隻是有著“物傷其類”的樸素情感，為一個與自己更相似的人的不幸辭世哀悼而已。歸根結底，我們對他人死亡的情感宣泄，與對方的權力、地位或聲望無關，而是取決於死者與自我的聯係有多緊密。所謂“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我們隻對自己親近的人，或者被歸類為“自己人”的死者，才會有更深的痛。
其實這種物傷其類的情感，又豈止於對死者的哀悼？我們麵對每一個人，都會下意識地首先進行“自己人”和“他者”的分類。對於“自己人”，我們因其快樂而快樂，因其不幸而哀痛。對於“他者”，我們更多是無動於衷，甚至加以憎恨和憤怒。如此人之常情，其實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強化的生存本能。人類起源於叢林，凶險四伏，唯有依靠同類尤其是同族，才有生存和繁衍的可能。即便進入文明社會，親友的支持也是多數人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條件。人類把對“自己人”的功能性依賴，內化為物傷其類的原始情感，讓其成為我們不假思索的本能反應，正是人類進化的必然選擇。
然而源於叢林的物傷其類這一本能，到了現代法治社會，卻可能有一些不合拍。法治強調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強調對所有人——包括罪犯——的尊重。但因為物傷其類的本能，在社會絕大多數人眼裏，罪犯都是“他者”而非“自己人”。畢竟，相比成為罪犯的概率，我們被犯罪侵害的概率要大得多。比如遭遇過盜竊的人，顯然要比小偷的人數多。既然如此，當人們思考刑事政策的時候，一般都是從被害人立場出發，傾向於嚴刑峻法，而很少考慮罪犯的福利。罪犯權利的擴張，往往更依賴於少數人，不管是政治家還是法律人的呼籲和力排眾議，而非大眾民意的訴求。比如學界熱衷的死刑廢除論，若真要訴諸全民公決，其實很少國家能通過。隻有當罪犯的處境極度惡劣，以致觸及多數人作為“人”的底線的時候，才會出現追求改善的社會共識。
總而言之，人類基於生存和發展的競爭，早已習得了物傷其類的本能。到了法治社會，因為罪犯總是一小撮的“他者”，往往注定被公眾所忽視甚至憎恨。尤其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機製下，刑事司法似乎天然具有嚴苛化傾向。正是因此，從事刑事實務或研究的法律人，儼然成為罪犯權利的唯一依靠，因而也注定要時時拂逆民意，方能踐行保障人權的誓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