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 伊
與其說是中土佛教選擇了素食，倒毋寧說，中國人的素食傳統積極主動地改造了西來的佛教。
明朝萬曆年間來中國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曾寫道：
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東西，無論是衣食甚至是奇巧與奢侈，在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需由外國進口……所缺的東西也有大量其他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來代替……蔬菜，特別是豆類等，生長的種類無限繁多……這不僅因為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中國人日常食用蔬菜的數量比一般歐洲人多得多。事實上，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是終生完全素食的，或者因為他們貧窮而不得不如此，或者因為某種宗教原因而接受這種生活習慣。
如果從宗教的角度考察中國的素食傳統，表麵看，佛教毫無疑問是最具影響力的。“自唐宋以來，佛教徒應該吃素成為社會的共識，這也影響了社會上的一般信徒。”王學泰在《中國飲食文化史》中這樣說。事實上，托葷——中國素食中這一獨特的表現方式，便主要是以吃齋念佛的俗家施主們為服務對象的。
然而，在唐宋之前呢？
佛教的源頭天竺，僧侶初時以乞食為主，很難對食物的葷素有過多選擇。而在最初傳入中國的小乘佛教中，更是認為，隻要是“不見殺，不唆使他殺，不為己殺”，這樣的肉食便是“三淨肉”，食之無礙。時至今日，在小乘佛教所盛行的斯裏蘭卡、泰國、緬甸等地，僧侶仍可食肉。而大乘佛教雖然反對殺生、倡導食素，但在戒律中也並沒有強行規定。事實上，真正將吃素作為一種戒規的，隻有中國的漢地佛教。
確立中土佛教素食之規、乃至深刻影響了之後1000多年中國素食傳統的人，公認是南朝梁時梁武帝蕭衍。這位在位時間長達48年、在政權頻繁更迭的南朝創下統治時間之最的皇帝，常常被描述為一個崇信浮屠的昏君。但細讀他那篇流傳甚廣的《斷酒肉文》，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清楚堅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的手腕高明的政治家。
在宣布禁斷酒肉的行政命令之前，蕭衍召集了僧尼1448人，在華林殿前聽一位名叫光宅寺雲法師的高僧講《涅槃經》，做廣大群眾的思想工作。之後，他又在華光殿召集了200名專門研究佛教戒律的僧尼，讓他們幫助尋找奉行素食的理論依據。當時即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律中無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並以“三淨肉”為據。但這馬上遭到法超和尚——從上下文看，極有可能是蕭衍早已埋伏下的托兒——的反駁：“佛經上雖然允許三淨肉，但本意上卻是以永遠戒斷為終極目標的。”——簡直可以作為強詞奪理的範例。
恕我不在這裏詳細引述這場現實發生、但精彩程度卻足可以同《三國演義》裏的舌戰群儒相媲美的辯論經過。最後的結果，是皇權戰勝習慣。“帝與諸大德往返數翻，皆不能答。又敕景猷升高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斷肉經文……明斷肉義。”全票通過，皆大歡喜。
顯然，對於梁武帝來說，戒斷酒肉，是主動的選擇，而非被動接受。但他為什麼要費如此大的周折，改變已經形成並被社會接受了的一種習慣？難道，這隻是因為他的本性格外崇尚節儉？或許，別有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原因，絕非表麵上看起來那樣簡單？
當我們回頭再看《南史·梁本紀》中記載的《斷酒肉文》頒行前後——南梁天監十年到十六年（511～517）——梁武帝的其他活動：減收田賦，鼓勵生育，親自耕田，赦免罪犯，興修水利。凡所種種，皆是倡導農耕、增加生產力的措施。而當時的大背景，正是江南地區農業開發的關鍵時期，勞動力的緊缺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僧眾人等不事生產，又飲酒食肉，無疑對崇尚簡樸的社會風氣無補。在這一背景下，《斷酒肉文》中“在家人雖複飲酒啖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啖肉，皆他信施”，顯然成為促使政治家而非佛教徒的蕭衍大力推行素食的一個十分現實的理由。
查史料，直到唐代，這種既要利用“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又需避免“凋耗物力，致感生靈”，在兩者之間微妙平衡的現實考慮，一直在政府督導佛教徒最終徹底戒除肉食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宋代，中國本土的佛教宗派禪宗興起，並在叢林清規中明確規定了“葷戒”之後，和尚該不該吃肉的討論，才算最終告一段落。
與其說是中土佛教選擇了素食，倒毋寧說，中國人的素食傳統積極主動地改造了西來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