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的短篇小說《春桃》寫於1934年，發表於《文學》第3卷第1期。這是一篇寫實中蘊含傳奇的優秀小說，將一個動亂年代下層平民的悲歡離合的平凡事，通過婦女春桃對自己麵臨的“二夫”局麵的妥善仁慈的處理，“波瀾不驚”地表現出春桃情感的豐富與道德的高尚。長期以來，在人們對這篇小說的稱讚和好評中，有一種壓倒性的、主流的觀點，即認為這篇小說表現了作者許地山擺脫了早期(20年代)小說創作中因宗教色彩濃烈而導致的空幻詭譎，走向了現實主義(寫實主義)。比如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精解》(上海文藝出版社，第100-101頁)裏就這樣評價：
《春桃》中的人物形象比《命命鳥》等小說的主人公更富有現實性。春桃的善良、堅強、豪爽、俠義、潑辣的性格，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本質特征，又體現了春桃在特定環境和人物關係中的獨特個性，取得了現實主義某種典型人物的意義……同時，在《春桃》中人物生活的背景也更為明朗化了。具體、真實地展示出富有生活氣息和時代風貌的社會環境，是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特征。
此外，眾多的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中，也大都如此對《春桃》進行分析和評價。
毋庸置疑，《春桃》與許地山上世紀20年代的那些空靈奇幻的“宗教寓言小說”相比，在小說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人物性格和形象、故事情節的構成等方麵，確實“今非昔比”，充滿強烈的生活氣息和人間煙火味，具有鮮明的寫實性，將其譽為現實主義轉向後的代表作或徑直就是現實主義小說，允為有理。但是，細讀小說，卻又發現把春桃歸結為“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把她的善良、堅強、豪爽、俠義的性格歸結為“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本質特征”，因而認為《春桃》比許地山的《命命鳥》、《墜網勞蛛》等前期小說更具有“現實性”，是與小說的某些敘述難以吻合且有些矛盾的，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在小說中，春桃的身份是逃難到北京的農村婦女，靠撿廢紙為生，的確屬於下層勞動人民。不過小說中有這樣的細節描寫，對春桃的純粹勞動人民的身份和習慣構成了某種程度的“解構”：整天在風沙塵土中出沒、與廢紙破爛打交道的春桃，每天回家都要洗澡。小說多次寫到她這個習慣，即便發生了前夫李茂到來後的自殺未遂、患難中走到一起同居的男人向高的離家出走和重新回來，都沒有影響到她的這一習慣：“她沒有作聲，直進屋裏，脫下衣帽，行她每日的洗禮。”城市底層婦女又從事撿破爛的“賤業”，卻具有這樣的“愛幹淨”的習慣，是令人感到驚奇的。當然，不是說底層婦女和勞動人民就天生肮髒不願洗澡，每一個人都可能具有自己的個性和習慣而未必一定都具有階級的共性，但是，如果按照現實主義的反映普遍和本質、描寫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的要求來看，在風沙撲麵幹旱缺水的上世紀30年代的北京，一般的勞動人民特別是“操賤業”的底層民眾，推而廣之，甚至在廣大的北方，艱辛勞作的大眾是難得每天洗澡的，這是普遍的生活的真實並可以構成為文學中的典型環境。而春桃卻迥異於是，生活和思想觀念上的“愛幹淨”化為具體的每日勞作後的身體的洗浴。許地山前期小說《墜網勞蛛》裏的女主人公叫“尚潔”——崇尚和追求精神信仰的潔淨，春桃的每天洗浴，其實也是一種身體“尚潔”的表現。
這樣的“尚潔”行為根本上不符合典型環境中勞動人民的典型性格，不符合北方幹旱少雨地區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習俗，這個細節就在春桃的勞動人民的身份和非勞動人民的習慣之間構成了矛盾與裂縫。很顯然，春桃的這種每日的洗禮的“尚潔”習慣並非是到北京從事撿廢紙的“賤業”後才有的，而是一向如此。那麼逃難到北京前的春桃是什麼樣的身份呢？淪落到北京的春桃前夫李茂對春桃現在的同居者向高說明了春桃過去的身份：地主的女兒，家裏有田地。而李茂原是春桃家的長工，因為槍法好，被地主招為女婿，為的是讓李茂看家護院。不幸的是婚禮被亂兵衝散。就是說春桃過去並非勞動人民而是財主千金，應該是地主千金的生活使她養成每日洗浴的習慣。如此一來，春桃其實有兩重身份：過去的地主小姐和現在的勞動人民，由此，以往的評論把春桃完全說成是地道的勞動人民，她的所作所為都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本質特征，顯然有違於小說的描寫。過去養尊處優衣食無憂的地主女兒流落到北京後一下子淪落為撿廢紙為生的最底層的勞動者和“賤民”，這樣巨大的變遷和落差居然在春桃身上沒有任何反映和不適，相反，她安之若素平靜如水，這需要什麼樣的思想和精神定力才能做到啊！換言之，能夠跨越這樣巨大的生活水平、身份地位的落差而毫無委屈埋怨，一定有相當超人的思想素養和精神境界。這種由“身體的尚潔”和對巨大生活地位的落差的平靜對待反映出的思想道德素養與境界，在小說中主要體現在春桃的婚戀觀、兩性觀、夫妻觀和處理“兩個丈夫”的行為上。按小說的敘述，春桃原是北方鄉村的女子。如果按照現實主義對於典型環境的要求而還原曆史語境，那麼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鄉村特別是北方鄉村，應該是比較閉塞和保守的，傳統中國的禮教和道德觀念還是很盛行的或占據統治地位的，而鄉村婦女受傳統禮教道德觀念、貞潔觀念、從一而終的婚姻觀念的影響和束縛還是很嚴重的，作家吳組緗同樣寫於上世紀30年代的小說《竹山房》、《X字金銀花》，背景和環境還是皖南農村，傳統的禮教道德觀念等“中國的老調子”依然存在，並製約著婦女的思想和製造著她們的人生悲劇。即便是上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葉紫寫湖南農村婦女走向革命的小說《星》中，婦女在農民運動到來之前同樣是受到傳統禮教道德觀念束縛的。而女作家蕭紅《生死場》裏寫的外敵入侵前的東北農村，婦女所受的束縛和壓迫更為痛苦和難堪。直到上世紀40年代趙樹理寫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已經得到“解放”的山西農村，丁玲寫的西北農村，傳統禮教和道德仍然是婦女身上的緊箍咒。由此可見，諸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作家描寫的廣大中國鄉村，特別是北方農村，傳統禮教道德依然存在甚至猖獗，並對婦女構成壓迫和束縛的現實，才是真實的典型環境。而按照典型人物和性格一定受到典型環境影響和製約的法則，春桃作為北方農村女子，而且還是鄉村上層階級的地主家庭的女子，她的頭腦裏更應該具有受環境與階級影響、培育的禮教道德觀念。但奇怪的是，春桃身上一點也沒有這些東西。在她與李茂的婚禮被亂兵衝散後，丈夫李茂便音信全無。春桃獨自漂泊到北京淪入底層，她不但頑強地生活，而且不受任何禮教道德的束縛，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男子向高同居，從一而終、守節婦道這些東西對她沒有絲毫影響和鉗製。在與丈夫婚約沒有解除、不知道丈夫下落、法理和習俗中還是李茂妻子的情況下，春桃敢於與他人“非法”、“非禮”地同居，這樣的舉動是何等的大膽和不同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