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白與控拆：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成長
評論
作者：王芳
謝方兒長篇小說《1983年的成長》2012年在《野草》連載，最近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單行本，小說以20萬字的篇幅，以1983年為起點，從一個偶然事件入手，以兩個家庭為依托，展示了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紹興的變遷。敘述中既有對古城傳統的留戀與質疑，也有對城市現代化進程的疑慮與呼喚，文字洗練，是紹興文學新十年的重要收獲。
一、“辯白型”的小人物
《1983年的成長》以“偽強奸事件”開篇：8歲的小女孩李紅英暴雨前夕在家洗澡，因19歲的鄰家青年石堅定闖進來借盆接漏，慌亂中摔傷致陰部流血，石上前抱起詢問傷情時被李紅英父母撞見，誤解為“強奸”。適逢嚴打，石堅定因此而獲11年牢獄之災，石母錢秀英承受不住打擊，精神失常而失蹤。李紅英則因“失貞”飽受輿論譏諷，改名常紅燕，搬家轉學，但“被強奸”的汙名如影隨形，破壞了她的初戀和二戀，最後和出獄開修車行的石堅定相戀，卻遭雙方家庭的嚴厲反對，不得不在獻身石堅定後離家出走。
謝方兒在後記中說，“長篇小說是要寫‘命運’的，而這種‘命運’是要讓讀者看得見摸得著的，也就是說，要寫貼近現實生活的人和事。”這段“招供”很明白地告訴我們，《1983年的成長》屬於傳統小說。但小說既然名之“成長”，則不管作者願意不願意，它已經把自身置於一個龐大的“成長小說”的文本背景之中，召喚著讀者的對比閱讀。
著名文學理論家巴赫金在《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曆史中的意義》中根據人物、情節、時間、空間等基本要素的特點，把長篇小說分成漫遊小說、考驗小說、傳記小說以及教育小說（即成長小說）四大類。在巴赫金看來，成長小說和其它類型的長篇小說最大的區別在於主人公的形象，其它類型的小說“都從屬於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主人公在小說的公式裏是一個常數”，而成長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①照這個標準來看，《1983年的成長》顯然不能被當成是一部成長小說。小說女主角常紅燕（李紅英）在小說開篇出場時就表現出了她的疑慮與謹慎，即使是熟悉的鄰居，剛剛幫她收了衣服，也拒絕借盆；自己洗澡、給受刺激後瘋瘋顛顛的錢秀英拿豇豆糕則體現了她的懂事與善良；在父親的質問下不敢說出真相、深夜哭泣等情節則顯示了她的柔弱。這些性格特點貫穿了全書，“偽強奸事件”沒有開啟她的性格成長之門、促成她對世界、對自我的探索熱情，而是關閉了她對世界的好奇之心，塑造了她的逃避型人格，從要求改名換姓、轉學到後來失蹤，都是這種逃避型人格的表現。
小說男主角石堅定的形象同樣是靜態的。出場時已經19歲的石堅定，“聽話懂事，性格內向，還像個女孩子一樣文靜”，他操心著自己的將來，夢想通過考大學離開家鄉。“偽強奸事件”雖然以暴力的方式打斷了他的夢想，讓他坐了11年監牢，但並沒有促成他的性格變化，出獄後的石堅定還是一個懂事、內向、文靜的青年，沒有憤世嫉俗、泄恨報仇等陰暗心理，與常紅燕相戀後的三年規劃，隻是他 19歲時青春夢想的延續。坐牢情節影響了他的命運——他學了修車技術，以後成為一家修車行的老板——卻沒有改變他的觀念。
作為“偽強奸”事件的當事人，常紅燕和石堅定都被命運惡意捉弄，是曆史事件與上一輩傷痛記憶的受害人。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他們都隱退在敘述背後，李敬海夫婦作為地主後代，挾著對曆史的傷痛記憶，和代表工農兵家庭的石誌坤夫婦成了敘述的焦點，輔之紹興風土人情的描寫，成長主題被懸置起來，敘述核心是小人物的心酸史，其中李敬海夫婦的刻畫很見功力，常杏花被推入河中的那一段，讀來催人淚下。
小說的女主角常紅燕承受著雙重壓力，窺視者們周期性地對其“失貞”大加討伐，石家的悲慘現實則把“掃帚星、害人精”的惡名向她內心植入，幹擾她的自我道德判斷。在無形的重壓下，她的內心逐漸積聚了一種強烈的辯白訴求。小說後半部分把常紅燕置於一個相當單純的婚戀鏈之中，集中展示了她辯誣的執著與艱難，“我是處女”這個反複宣告的判斷句根本抵擋不住周如其“既然你沒有被強奸過，為什麼那個石堅定被判了十五年”的詰問，更消除不了錢老師“你真相信我了，你就會主動證明你是處女，證明你過去沒有被流氓強奸過”的疑慮。就這樣，辯白訴求閹割了常紅燕隨著生理成熟而來的性渴求，也取消了她成長為現代新人的可能性，常紅燕這一人物形象也因此被固著在“小人物”譜係之中。
和常紅燕本自潔白善良，卻被環境反複指認為“汙”與“惡”不同，石堅定的清白處於兩可之間。1983年雷雨中的午後他是否實施強奸當然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這一事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刺激了石堅定的性覺醒，在事發的第二天，驚慌失措逃到姨媽家裏的石堅定，注意到了表妹發育良好的乳房的誘惑。但石堅定的覺醒瞬間同時也是閹割的瞬間，傳統文化、李敬海的曆史仇恨與隨之而來的“嚴打”三者合謀，共同把“流氓”的惡名烙在了這個剛剛長成的青年身上，促使石堅定形成了“性欲不潔”的觀念。小說通過與真正的強奸犯屠阿狗的對照來展示石堅定閹割與自證的曆程。和“像女孩一樣文靜”的石堅定不同，屠阿狗從裏到外都“流氓”，“又黑又壯實”，“坐在店裏，兩隻眼睛掃來掃去掃女人，如果有個好看點的女人來買饅頭，屠阿狗就會站起來主動為她服務……雙眼直勾勾的，嘴角差點要流出口水。”顯然，屠阿狗是本能型的人物，他的粗鄙就是性欲不潔的隱喻。盡管貌合神離，這個粗魯放蕩、“惹是生非的粗人”卻是遠離家鄉、在青海監獄中服刑的石堅定“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們甚至“談到了出獄後他們的幸福生活”。然而，石堅定在思想上卻堅決排斥屠阿狗，正如常紅燕反複申明“我是處女”一樣，石堅定在屠阿狗把他引為同類時反複強調“我不是流氓”。最後，他告發了這個“真正的強奸犯”，以屠阿狗之死，換來了自己九年的自由。作者嚴格地控製著告發事件的敘述走向，沒有把筆觸深入人物的內心，展示人物在罪惡感中的生存與詰難，使得這個經典的“成長”情節，成為“我不是強奸犯”這一辯白主題的附庸。最後，通過常紅燕的認可——“強奸犯就要舉報他，石師傅你真勇敢”（P258）——實現了辯白主題的合並，小說結束於石常二人的交媾，處女之血同時洗刷了兩位主人公的“曆史冤屈”，辯白最終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