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前麵展開無盡的荒原
評論
作者：薑紅偉
【訪問者：薑紅偉】
【受訪人：鄧萬鵬】
問：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答：有一定道理也不盡然。因為以後到現在再也沒有也不會出現那樣的在校學生大規模地投身寫詩活動。從參與寫詩者的數量看是空前的，數量與黃金沒有必然。什麼事情一反常態一定有它的深層原因，一個近現代詩歌落後的國家和地區突然都來寫詩，對詩歌發展雖然沒有什麼壞處，但也不見得一定就有多麼多的好處。詩歌從來就害怕紮堆大幫哄。再者，校園詩歌終究是“園”裏事物，園裏是苗苗的樂園，大樹奇柯往往生自深山老林。
由於1979小本《詩刊》12期以頭條位置發表了徐敬亞的一首《早春之歌》，這使得校園詩歌一開篇就無限高於校園詩歌，這種超常規的至高點式的閃現是十分罕見和出乎詩壇意料的，它使校園詩歌的載重量遠遠超出校園詩歌本身，這一奇跡般的校園詩歌奇跡，仿佛在校園詩歌一開始形成就決定了他的必然結局：中國校園詩歌後來所呈現的奮力前進、平穩下滑直到消失的必然趨勢。
雖然緊接著鄭道遠的《莊稼之歌》、徐敬亞的《別責怪我的眉頭》、王小妮的《我感到了陽光》、薛衛民的《紅高粱啊紅高粱》相繼以十分耀眼的光芒閃現於中國詩壇，尤其稍後呂貴品的長詩《黃河之歌》的出現，加上於耀江在校期間遍地開花的新穎別致的精短小詩，使得1978到1982，最多到1985短短幾年就把中國校園詩歌推向輝煌頂峰，一時間校園詩歌大有主宰並獨霸中國詩壇之趨向。
雖然吉林詩歌也因校園詩歌的興起而進入前所未有的輝煌期，以吉林大學，東北師大、四平師院學生詩群為生力軍，加之曲有源、公木、丁耶、胡昭等老牌詩人的呼應和支持，但吉林詩歌位居全國領先地位的跡象稍有呈現便被朦朧詩無法抗拒的穿透力和持久的影響力所逐漸溶解，校園詩歌也勢必因力不從心和本身的局限而無法躋身詩壇主流，它幻覺般的輝煌注定是曇花。南方大學生曹劍、伊甸、許德民、柯平等“第三條道路”也隻是一廂情願的探路，詩歌從來就沒有第三條道路，詩歌隻有一條道路，詩就是詩。
問：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革命生涯”。
答：仿佛被一種新的命運呼喚，寫詩的衝動前所未有。我是77級學生，78年3月入校，（過去網上和各種有關文章都誤我為78級，在此特加更正）入校後我的詩興極度高漲，不到半月，寫了十幾首。
找到《長春日報》副刊，當時的黃編輯接待了我，他一邊看著我的詩稿，一邊自語式地說：“考上來的新生就是不一樣，稿子留下”。半個多月後，組詩《貼在大學校門上的詩》（四首）果然發表了，展開對開八版報紙“長春”副刊，署名前邊還特地加了正體“東北師大中文係新生”字樣；這讓我興奮了好一陣子，雖然用現在眼光看詩很幼稚，可當時對我來講，真是個了不起的大事！從此寫詩更加勤奮了，不停地向國內各個大小期刊投稿，可是到1979年年底都沒見發表一首，這讓我大失所望；好在我沒有停下來，到1982畢業時已經在《詩刊》、《飛天》、《吉林文藝》、《長春》、《新苑》、《鹿鳴》、《陽關》、《吉林青年》、《吉林日報》等報刊發了一些作品。
1988年，黃河文藝出版社為我出版了詩集《走向黃河》，我的家鄉梨樹新華書店也進了該書。不論這本書如何地速朽，但處女集出版帶給我的興奮還是難忘的。據我二弟回憶，那時我父親的視力已經很差了，有一天父親走進書店發現書架上擺著我的書時，他的眼睛突然放出少見的光彩，箭步上前從架上取下我的書，顫抖地對營業員說：“這是我兒子寫的！”……哪怕世界隻有這樣一個比我還要激動的讀者，我的書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