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人的經曆是人生不可複製的資本，那麼對我來說，我的知青歲月就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珍貴的財富。
我是一個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上海青年學生，還在牙牙學語時，就熏陶在“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社會環境中，對黨有著深厚的感情。“文革”初期，由於在學校是團支部書記、“三好學生”，被推舉為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宣傳委員。沒多久，被紅衛兵造反派解散，停課在家看書、健身、練習書法、拉二胡。複課後的1968年10月，我首批接到帶隊去江蘇大豐農場的紅色通知書，11月就要出發。當時我為之一震，怎麼那麼快就分配了？經過幾天的苦苦思索，我決定不去大豐農場，理由很簡單，蘇北地區語言難懂、氣候太冷，要去就去南方。後來受同學胡洪海在雲南西雙版納一封鼓動信的影響，我不僅毅然報名要求到西雙版納，而且還邀約了一批同班同學組成上山下鄉“戰高原兵團”，學校還專門授了一麵團旗，並贈送了鋼板蠟紙等印刷工具。
1969年4月25日是我和全家終身難忘的日子。記得是黨的九大閉幕後的第一天清晨，我們一行600多位上海知青在送行親人的一片號啕聲中，第一次坐上火車徐徐離開了上海蚌埠車站。告別時，我父親、母親和中專畢業剛分配到工廠的姐姐帶著四個弟妹，全家都趕來送行。列車啟動時，個個都以淚惜別。為不使母親過度傷心，唯我還強顏歡笑，揮手告別。其實臨別前幾天，為了寬慰母親的心，我白天裝著無事，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在床上以淚洗麵，總想著將要離開生我養我的父母、朝夕相處的兄弟姐妹和上海故鄉、同學，不知何日能歸。誰曾想到，這一別竟彈指40載，我從一個在雲南舉目無親的上海插隊知青，已成長為一個省級工會的領導幹部。
回首往事，感慨萬千，知青歲月仍曆曆在目。我插隊的地點是文山州硯山縣大稼依公社。記得剛到的第二天是1969年的五一節，我和孫世楚、顧家康、江風妹等8男3女分在一個集體戶，我是戶長，既要收拾整理自己的行李，又要張羅集體戶自己開夥的各項準備工作，好在我們的帶隊幹部是生產隊的王老倌，四川人，整天戴著頂翻皮帽子，穿件土布大褲衩褲子，無論走到哪裏手裏都不離一杆長煙槍，開會時，那種老土煙味熏得我們幾個特別是女同學夠嗆。王老倌50開外，濃濃的川音，是一個熱心腸的老人，他幫我們買籮筐扁擔，教我們如何挖馬口自己種蔬菜，傳授我們各種幹農活的技術，每天一大早就來到我們門口喊“出工啦”，使我這個集體戶長當的也輕鬆，隻要每天組織好大家早請示晚彙報，學習學習就行了。而且，我們戶有3位女同學，值班燒飯的事都是她們包了。
大稼依是個大集鎮，10個生產隊沿街排列，5000多人集聚在一起像個小城市，集鎮上有小學、中學和縣級的大糧管所，每個星期天都有大集市，周邊幾十裏外的老百姓頭天晚上就趕著牛拉著馬來趕集，一公裏多長的主街兩邊擠得水泄不通。當地老鄉跟我們講，解放前大稼依有“小香港”之美譽，繁華景象遠近聞名。稼依中學的上遊有一個大水庫，流出的河水沿街而過，是全稼依的農田灌溉生命源。街邊還有一條小溪叫沙拉河，是周邊農民唯一的飲用水源。我們知青喝的，也是沙拉河水。取水時，我們挑著桶帶個瓢，到溪邊沙灘上拿瓢先刨出一個小坑，水就慢慢地滲進來，先輕輕地把混水淘完，待滲透進來的水清澈照人時，就把水一瓢一瓢舀進水桶裏，挑水時在水桶裏放一片南瓜葉子，水就不會晃出來，這也是農民兄弟傳授我們的。
剛到農村，思念家鄉和親人是免不了的，特別是夜深人靜或生病躺在床上的時候，腦海中全是父母兄弟姐妹在上海生活的情景，全是對同學和老師的回憶。我是一個感情豐富而又不輕易外露的人，喜歡一個人靜靜地思考問題，在學校時同學說我少年老成，到工廠後上海同事稱我為“小諸葛”，有事都願意找我商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思念親人關”還可以慢慢地適應。對知青來講，最艱難、最磨練人的還是“勞動關”。剛開始下地勞動時，我們年輕氣盛，總想著自己有的是力氣，這些簡單勞動算什麼？誰知才幹了兩天，個個腰酸背痛，收工後一丟下鋤頭扁擔就往床上躺，動都不想動。早上隻要一聽見王老倌在門口喊“出工啦”，就發毛了。有的知青幹脆裝著沒聽見，有的找借口不去了。我是戶長，其他人不去，我也得硬著頭皮去啊。在集體戶裏，我的體力不是最強的，一看就是個文弱書生，但我每月的出工率和王兆琪同學一樣都是戶裏最高的。老鄉稱讚我是“拉超”(勤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