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教育工作報告》中精辟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沒有先進文化的發展，沒有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文化藝術的大繁榮眾所期待。毋庸置疑，當下文藝百花爭豔，態勢喜人。但成就不說跑不了，問題不講改不了。我以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文藝媚俗化、功利化傾向令人堪憂。
還是先讓事實說話吧。
譬如，評價影視藝術作品，有人的標準似乎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文論曆來堅持的“美學的曆史的”標準，而是堂而皇之地換成了“票房標準”和“收視率標準”。一部主題含混膚淺、藝術雜亂無章的電影，且明白宣稱“隻為娛樂，不要思想”，“不過小菜一碟”，居然僅憑“票房可觀”而被“炒作”得沸沸揚揚。電視劇能否上黃金時段播出，不少電視台的主要依據是預測其“收視率”如何。據說，廣告商是據此決策廣告投入的，而不少電視台又是據廣告投入即功利收入來決策是否播出的。於是乎，引領電視劇創作的恐怕已未必是先進文化，而是“收視率”了。那麼，“收視率”又是從何而來呢？據悉，時下已僅憑央視索福瑞公司一家對約五千名抽樣觀眾的調查為據。泱泱大國，十三億之眾，區區五千名抽樣，究竟在多大意義上具有代表性？這很值得質疑。作為政協委員，我曾在文藝小組討論會上回答近百名委員的谘詢，發現竟無一位委員被抽樣調查；近日我在滬又應邀為中小學文藝展演作美育講座，方知前來的數百名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亦無一人被抽樣。據此，我想反過來質問：這種“收視率”豈不是剝奪了具有參政議政權並熟稔文藝規律的文藝界全國政協委員和來自全國基層學校的最了解青少年兒童鑒賞需求的中小學校長、教師在這方麵的話語權嗎？更何況，“收視率”並不等於“收視質量”。抽樣是否具有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各年齡段觀眾的代表性？這是一個問題。再一個問題，對於一部電視劇的播出的價值預判來說，我以為珍視時代和人民哺育成長起來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美學觀、曆史觀的專家的意見，尊重各階層、各職業、各年齡段真正具有代表性人物的意見，要遠比現行一家統計的“收視率”明智得多！建議由中宣部、廣電總局等主管部門牽頭，聯合工、青、婦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中國記協等人民團體，精心從工、農、兵、學、商、知、幹等各行各業和各年齡段中選擇確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抽樣，並定期輪換，這樣統計出來的收視率，才具有真正的權威性和說服力。
又如，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猶如一座寶塔。盛世包容，塔底塔座理應豐富多樣，隻要是健康向上、給人帶來愉悅而又不逾越中華民族力倡的道德倫理底線的，都在期間擁有一席位置；但榮登塔尖起引領作用的，隻能是那些經曆史和人民檢驗的優秀民族文化。這是不容含混的。想當年努爾哈赤這位女真民族的領袖，起兵於東北，中經多爾袞、皇太極幾代人的拚搏，終於打進北京，坐了故宮，得了天下，也碰上了滿漢文化的衝撞課題。如何解決？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先是聽聽昆曲，似覺典雅，再開城門，迎徽班進京，讓安徽的徽劇、陝西的秦腔、湖北的漢劇等有影響的地方戲曲交融整合、優勢互補，終於形成了以西皮、二黃為基礎的京劇。且看以故宮為中心，向東不遠有王府井的吉祥戲院，往西至西單有長安大戲院，奔南到前門是譚老板(鑫培)出沒的廣和劇場，去北至新街口前則是梅(蘭芳)家大院。由是形成了京城京劇的藝術磁場，故有“西皮二黃聲起，油然而生中華情懷”的“國劇”之說。如今，因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劇場外遷，這磁場已需重建。但在寸土寸金的前門與珠市口間，卻巍然新建起了一座“劉老根大舞台”。不是說“二人轉”不應進京，而是說在對文化的選擇和對藝術的倚重上，已經出現的棄典雅取世俗、輕思想重娛樂的傾向足以引人深思。今年央視春晚上被稱為“自編、自導、自演”加上“自吹自擂自評”為一等獎的那個小品，其實在美學品位上很值得推敲。“捐款”乃是人類的一種高尚的慈善行為，其美感蓋源於捐款者的“真誠”。但這部作品卻有意無意地把捐款者說成是“誤捐”(不真誠)，且讓“親家”以一連串粗鄙的語言(諸如“你把寡婦捐到家裏來了，要不是寡婦，你還不捐呢！”“你我都是幹柴棒，你一潑尿把我澆滅了……”等等)去解構“捐款者”的崇高。這樣的審美價值取向，實在有媚俗化、功利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