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繞不過的“逃港”（報告文學）
現實中國
作者：周敏
這是一段沉重的曆史。這沉重不僅僅是我的書寫部分，而且是曆史和人性交彙的現實。
一萬個錯誤的一個理由
有一天，我伸手從櫥櫃裏拿一隻盛茶葉的玻璃盒子出來，“嘩啦”一聲，裏麵所放的好茶葉盡數撒在地上。原來，盒子是蓋子朝下放置的，那蓋子是靠旋轉的軸部蓋上，並沒有緊扣設置。
——曆史很透明，而揭開並不簡單。
這些文字，從我結識的廣州知青焦忠奎開始。
一塊麵包導致一生的悲慘，所有的目光也許並非是一個視點，但他們都以對罪犯的審視，讓冉阿讓的生命在悲慘中繼續。到東莞插隊的上山下鄉知青焦忠奎，他的父親因150元錢，被安上一頂“壞分子”的帽子，加入被改造的隊伍，一直到1978年才得以澄清。這使焦忠奎在我們麵前一直把父親比作《悲慘世界》裏的人物。而一個人的悲慘世界，在一部彙入其家族史的延續中，遠沒有終止。
我們習慣上是把一個錯誤的產生，歸於許多方麵的許多理由，事實上，一個錯誤可能用一萬個理由去解釋，而在解決所有的問題當中，我們同樣可以去認知：一個理由，可以導致一萬個錯誤。
焦忠奎下鄉被分在東莞樟木頭的豐門大隊。原本的意思就是：這個人出身於知識分子的反動權威家庭，不太穩定，放在相對封閉的地方有利於實施管理。
上海解放之前，本出身於資本家的焦忠奎的父親在上海灘海關工作，那種體麵何其光耀！用焦忠奎的話說，那時他父親辦公室抽屜裏麵滿滿的錢，隨便抽一張出來，用於旋轉在百樂門的燈光裏，吃一頓上好的西餐酒食，看一場價格昂貴的時髦電影，直到坐黃包車回到家裏，依然消費不完。但那是在舊中國的十裏洋場。隨著上海的解放，仍在這個崗位上工作的焦忠奎的父親，卻因生活拮據向人借來150元錢……焦忠奎攤開手苦笑著。而就是這借來的150元錢，因為焦忠奎的父親當時工作地在廣州和九龍海關，沒能及時歸還，被“三反五反”工作組的人指認為貪汙受賄，使焦忠奎的父親從此流於改造的陰影，以致其影響遠不止二十多年對焦忠奎父親一個人的教養改造。他們就是不相信，一個有著資本家痕跡、從國外留洋回來還為資本主義工作過的知識分子，身上找不到沒有改造好的汙點，這使一個家庭為此陷入為生計的長期困擾苦悶中——這是人民的日子嗎？
當然，像焦忠奎父親那樣的人，在那一時期並沒有被看作是人民。
豐門大隊泥坡村是樟木頭最偏僻的村莊，樟木頭因為處於山區，是廣州鐵中下鄉的三個公社裏最窮、最艱苦的地方。焦忠奎從泥坡村被選為豐門大隊的拖拉機手，在這裏，反而就有了相對優越的條件。中國的鄉村大都講究敦厚、樸實的人情，這種人性，讓焦忠奎得以在插隊的泥坡村，甚至豐門大隊立足。他的父母也感到兄弟姊妹之間能有個照應，這是作為長輩身在囹圄之中的點點慰藉，於是，與他一起到東莞下鄉的弟弟妹妹都被調到了豐門。本來，知青之間的調動在那個年代裏一般是往條件好的地方去，但焦忠奎因為父母身份和自身的原因，得不到上級的同意，弟弟妹妹也就隻好委屈，從相對優越的塘廈和石碣公社，調到了他所在的這個窮鄉僻壤。焦忠奎是大哥，弟兄姊妹總算可以有個照應了。
塘廈和樟木頭，那時都屬東莞當地百姓逃港的高發地，知青們來到這裏後，“逃港”作為兩個世界的一步分割，風氣尤為興盛起來。六七十年代，當內地的政治空氣在貧困中異常緊張的時候，這裏上演著出於生活本身欲望需求的“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極端事件是“逃港”，並且難於控製。我在見到焦忠奎的第一麵時，他就用打趣的話說：老師和負責下鄉分配工作的人就對一些男學生說，塘廈和樟木頭，那裏的青年小夥子都逃港了，留下年輕漂亮的姑娘在等著你們去挑呢。樟木頭到九龍港（今羅湖海關），山路幾十裏地，偏僻的豐門泥坡村，更是崎嶇百裏。不堪忍受的辛苦勞作中，吸引著整個東莞插隊的鐵中知青。包括自己的妹妹在內，焦忠奎親手接送的逃港知青不下十幾個。
兄弟姊妹三人在豐門，來往的同學中結識焦忠奎的人多了起來，幾番之後，他們的目的也就明確了。
夜，總是比日裏有更多神秘有趣的記憶。在離豐門不遠的一座山下，一座小小路橋的走水涵洞在雜草遮蔽中更加黑暗陰森。白天，要好的同學們在一起竊竊的行走中越過田間地頭，在看似隨意的走動裏忽然消失藏匿於此。覺悟的貧下中農們看到他們行蹤的詭異，懷疑絕不會輕易放過，他們每看到行走中的年輕人忽然消失了蹤影，就會招呼遠近而來的人一起在山上山下尋找，但最終還是不見人影。焦忠奎的拖拉機開得依然“突突”的，沒有人會懷疑他對此的不知所終。夜裏，焦忠奎一個人帶著準備好的幹糧，悄悄地翻過山嶺，下到那個熟悉的洞口處，用手撚一塊石子，“哢哢”敲擊一下一旁的石頭或者洞壁，隻聽裏麵的一聲輕咳的回應，帶來的一大包幹糧就放到那裏。如果沒有回應，焦忠奎就會原物帶回——這說明：人，不是被抓了，就是沒有成功藏起來，一次準備失敗了。
從這裏走出的人，並不意味著本次逃港成功。他們從這裏趁著黑夜出發，前麵，就是六七十裏的山路跋涉。逃港的知青一般來說，幾個人之中一個軍用的指北針是必備的，然後就是在此備糧，這一路所用必須是製熟的炒麵類幹糧。令人無法想象的是，僅僅百十裏的路，他們要用十來天的時間走完。這一路之上的艱辛和內心忐忑始終相伴。所經之地，“貧下中農”的警惕是真正的天羅地網，哪怕一聲狗吠，也不會逃過他們的反複搜尋。所以，逃港的知青們在白天是絕對不會行動的，每天在天亮之前，還必須有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即使天黑之後的行動，也必須在夜深人靜，包括巡夜的人都在休息或換班空當，一切做到毫無閃失。那時的山和那時的村裏村外，貧瘠，並不像現在滿山的叢林，處處的枝葉婆娑，枝頭的累累果實。好在從這裏出發，按著指北針一路向南，在最後的跨越中往往都是陸陸相連，抓住一個瞬間的時機。焦忠奎這樣自己送走的親人，隻有一個妹妹。
很多同學到這裏後，問他的弟弟為什麼不走。弟弟焦忠民思索著：要是都走了，哪怕沒有走出去被抓了，我在這裏就可以憑條件招工回去了。他的弟弟焦忠民後來成為一名知青黨員。
焦忠奎為什麼沒有走？
焦忠奎下鄉後與村裏最美的姑娘結了婚，還生了孩子，所以他說，我自己在這裏挺好的，一家人都在此，為什麼要走？
在焦忠奎看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這已經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了。資本主義是以資本為追求的，而知青們，包括當地的年輕人，他們想要的並不是財富資本的無限積累，而是要滿足生命的基本需求，過舒適一點的生活。年輕輕的伢仔子，每天在太陽地裏曬出一身老皮來，到了卻不能滿足吃飽肚子的生存條件，這實在是一種心酸的日子。即使焦忠奎同樣在太陽地裏開著車跑，他還有自己的舒坦，那些伢仔子們呢？他們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焦忠奎似乎也看透了一些事。
和焦忠奎一樣從廣州來到樟木頭的何發洪，插隊在樟洋大隊。那一次他們一共來的有大約60人。即使樟洋比豐門好過很多，但從城市優越的環境到農村，這種下鄉的生活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你去接受就能受得了的。在生產隊插隊和農民們一起勞動，那些從校門裏走出來，並沒有多少社會實踐活動的城市青年學生，他們待業兩三年中所有的經曆，恐怕就是造反，思考的就是如何喊著造反有理去進行派性爭鬥，一旦紮在泥地裏，沒有一定的精神支撐哪能受得了！所以，就在他們下鄉的知青當中，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偷渡客。有到了香港定居的，也有再由香港去了美國，或者別的什麼國家的。由於就近具有便利的特殊條件，不似從遠地到此的那些偷渡者們有條件保障的限製，也並不掌握偷渡的渠道方法，從而有那麼多的偷渡者被抓，甚至失去生命。那時的偷渡者來自除了新疆、西藏以外的全國各地，大部分是知青。而在這裏插隊的知青想要偷渡出去，一次不行就接著來第二次、第三次……總有機會，可以說最終幾乎沒有一個不成功的。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人就不免由國外或者香港回到大陸來探親。隨著深圳的崛起，國內，尤其是這裏的經濟迅猛發展後，KTV早就平常並不為奇了，就是內地也早已普遍。當年的眾多知青聚在一起，來到改革開放中也燈紅酒綠的地方，他們在歌廳裏高歌、低唱，一場下來讓那些從境外回來的當年的偷渡者們涕淚縱橫地感慨：你們在內地太幸福了啊……當年自己冒死跑出去，可到了香港和國外，自己什麼都不會呀，又沒有錢，回又回不來了，就隻好給人家打工，掙點錢攢著，然後自己幹上點事，還得沒白沒黑地維持下去，那個苦啊！苦也得撐著，不撐著就死定了。看到你們還能有機會到歌廳裏來唱歌——你們太幸福了啊！很多人在國外，這麼多年，哪能有機會到這種地方呢！
有一個從美國回到廣州來的當年知青，用自己在國外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經人介紹在廣州“娶”了個老婆帶走了。可慕其美國戶籍、認為他有很多錢的女人跟著他到了國外，看到了他辛苦掙錢的實際情況，哪能忍受那份苦累，不多久就跟著當地人跑了。這個人回來再娶一個帶過去，結果仍然如此。自己不是有錢人，這樣的老婆，也不是能夠和自己一起吃苦守業的人啊！這事隻有何發洪和寥寥的幾個知青知道，即使說給別人也沒有人會相信的。在香港的那些人呢？雖然現在來回方便了，但是，也沒有一個多麼體麵得讓人羨豔。這些人當年走出去，是當時他們大都有在國外或者香港的親戚朋友，總想著在國內又苦又窮，不如到國外去投奔親朋，過花一樣的日子。到了外麵，聯係到了親人，可有誰能幫助他們多少呢！倒不如當時堅持一下，在國內過安穩舒坦的日子踏實……
大嶺山公社的梁永禧，他所麵對過的逃港知青，似乎更讓他難以言說。
很多逃港的知青，他們在當時的處境中，前程晦暗陰沉，看不見一絲光明，心裏的失望壓抑到了極點，逃港成了他們生命前程的唯一一束光亮。即使這樣，逃港知青在入港後的去處選擇中，幾乎沒有把台灣作為目的地的。他們即使逃港偷渡，港、台，在他們的心裏有著最後一道界線，可以繞道至美國，但台灣絕不是安身地，自由的香港和美國，與當時的台灣，在知青們心中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區別，他們不肯背負背叛的罪名。
在梁永禧的回憶中有這樣一件事：
盧海鵬夫婦是當時在大嶺山新塘大隊落戶的插隊知青，他們原本都在廣州做代課老師，資本家的家庭成分是他們甩不掉的“罪”名。1968年底，那次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把他們趕出了校門、趕出了廣州，讓他們在大嶺山做了插隊知青。由於盧海鵬的畫技出眾，被大隊派到公社的“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展覽館”畫宣傳畫、當講解員。之後再回到原地，就和同在展覽館講解的梁永禧的三哥有了來往。那次初到梁永禧和哥哥一起的知青住所，梁永禧故意開玩笑打趣，問阿澎他是不是彭德懷的“彭”字，盧海鵬連忙一本正經地解釋：不是，是革命烈士澎湃的“澎”。哈哈哈……梁永禧笑了。他的名字那時改成了“梁永農”。改名字，那是紅衛兵們的一場“革命”標誌。有一次阿澎來串門時忘了將語錄本帶在身上，吃飯的時候到了，他一本正經地捧起“忠字台”上的一本《毛澤東選集》，放在胸前，跟著大家一起喊“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由於自己不是握著紅色的語錄本，聲音就格外響亮，那真誠的神情，更讓梁永禧不忍取笑，但實在想笑。
阿澎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不僅畫畫，拉手提琴、唱歌也都很好，因此在公社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裏待過很長時間，擔任過多個角色，如果不是階級成分的因素，正式到縣裏工作也未可知。他的妻子為人很熱情，樂意幫助別人，連知青們都尊敬地叫她梁老師，可是夫妻成分問題注定了他們永遠要待在貧窮的農村，難有出頭之日。前途一片茫然，悲觀和失望常常纏繞著他們。即使這樣，梁永禧兄弟倆還被阿澎的妻子從心底惦起：“真不知道你們將來怎麼辦？”是啊，兄弟兩人，在一間插隊知青的破房子裏，將來如何成家生活？就是因為這樣的擔憂，梁永禧才在心裏滋生了養豬的念頭。阿澎的妻子知道梁永禧想養隻豬後，就找她生產隊的老農幫忙挑了隻比較健壯的小豬。
可惜，我養豬一點經驗也沒有，我的小豬養到不到50斤時就病死了。梁永禧在我的麵前歎息著。
那時知青在農村落戶的安家費是每人400元。這點錢隻能蓋間小泥磚屋，知青們大多數是由生產隊安排住在農民或隊裏丟棄的舊房裏。雖說是吃住都解決了，但要成家立業談何容易！
阿澎夫婦下鄉後不到一年就生了個小女孩。有一次梁永禧在投墟（趕集市）時見到阿澎。那時阿澎剛從“逃港知青學習班”出來不久，正在墟場擺賣一口袋的米糠。梁永禧上前小心地問：怎麼啦？阿澎很不好意思地說，他是在寶安縣探一個朋友時被人誤會，當成“逃港分子”被人捉住。梁永禧也並不說破。
一次不成功就再來一次。第二次，阿澎和一個叫蘇國權的知青在1973年先後逃到香港。蘇國權先在茶樓打工，後來做了個茶樓的樓麵經理。阿澎參加了與周潤發同期的藝員訓練班，後來成了一個笑星演員，在香港電影和電視劇中扮演了許多搞笑角色，風趣和幽默與他當知青時的神態很相似。也許他本來就有做演員的天分。現在，阿澎在農村生的小女兒也早已長大成人，由於逃港的原因吧，阿澎夫妻後來與知青們的交往並不多。聽說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女兒在廣州市與人合夥投資開辦了荔江酒店，她的二叔——廣州市著名粵劇演員盧海潮在這家荔江酒店與名伶黃俊英作過曲藝演出，大酒店生意一時間很是紅火。
在“文革”中，知青成群結隊地逃到香港，開始還受到香港政府的救助，被作為難民安排定居或移居海外，有的人還到了美國讀書。但大多數是出賣勞力，生活在最底層，有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參加了黑社會的“省港旗兵”或“大圈幫”。而有的女知青，因為生活所迫，在那種環境下墮入風塵，成了站街女。像阿澎這樣才華出眾的當上演員，實屬少有。
當年東莞茶山公社的廣州知青梁立人，現在是香港影視劇的著名編導，曾編導過《大地恩情》和《他來自潮州》等電視連續劇。而梁立人不無無奈地說，當年如果每月的收入有36元，或當個小學教師，或有個安穩收入的工作，他都不會冒險逃港。
在大嶺山，梁永禧做季節工的時候，同後來逃港的太公嶺大隊知青李康平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李康平是個文質彬彬的白淨小夥，看起來消瘦羸弱，他給梁永禧看過他的手抄本和筆記本，裏麵有許多歌詞和一些文章的摘錄，清秀娟麗的字體一如其人，字裏行間透出一個文學青年的向往和美好。令人詫異的文才，放在今天可能讓許多年輕人喜歡接近，隻可惜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初中未讀完就不得不跟他姐姐一起下鄉插隊到了大嶺山。孤單，令他暗自神傷。在吃力的勞作和極度的壓力中，逃港成了他既冒險又渴求的選擇。他的姐姐李廣平在農村表現很積極，多次受到表揚，被評為先進知青，後來被招工回到了廣州。而李康平自己，最終還是以個性之差，在姐姐和村民們的歎息失望裏逃港走了。那逃港的路給他留下的可能更是消不去的陰影。很多人親眼所見：一些死亡的知青，不知道是被毒蛇咬死的，還是被餓死的。還有逃港時被抓住的人，竟有遭受痛打和軍犬撕咬的，恐怖極了啊！多年之後，李康平依然是畏縮的神態。那時的深圳海邊，常常漂來一些知青的屍體，幾個屍體是被尼龍繩綁住死在了一起，那是逃港人怕在大海中失散，大家互相用尼龍繩成串地聯結，但恐怖和悲慘就這樣發生了，往往一個人溺水也拖累別人，大家一同沉入海底！
這是不堪回首的一個時代，又是一首不可能遠去的悲歌。
悲歌並非一地的呻吟。在整個國家的經濟徘徊於崩潰的邊緣時，“東風吹，戰鼓擂”，依舊響徹華夏，報紙天天講的是備戰，幾乎所有的農閑，基幹民兵的軍事訓練和國防鬥爭日程，被排得緊張滿滿。梁永禧也參加了練習如何打敵機、打坦克和射擊項目，參加邊防哨所值班。梅林知青們有時還參加在馬山山頂通宵的持槍輪班放哨，嚴防美蔣特務空降。而在知青們的心裏，一個個又期盼世界大戰快點爆發，好讓大家在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帶領下參加世界革命，去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一些偏激可笑的臆想，竟認為戰爭一旦打響，所有的城市可能被敵機炸毀，到那時候，那些舒舒服服的城裏人，一定會狼狽不堪，然後潰逃到鄉下來避難。而我們正在森林茂密的山村，有利於上山打遊擊，一身武裝，才更顯得作為插隊知青的威武！下鄉插隊，由來已久積於心中的憤憤不平，最終以此得以平衡和安慰。
困苦中的人，阿Q並不孤立。
不是猛龍不過江
剛下鄉不久，焦忠奎看到村裏的人在泥濘的稻田裏反複犁翻，總感到稻田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了。可是稻子的產量就保持了那個數，增產實在是既辛苦又勞而無功，尤其三造冬季稻。他對什麼都愛思考，就想替農民們想出一個招數來，實現增產。他買了稻穀種植技術的書來研究，用一小部分稻田作試驗，還真管用。他把收割完的稻田裏的水放掉，讓那泥濘的土地在太陽底下暴曬，然後重新注水耕犁，這一來，試驗田忽見奇效，真的大量增產了。他向隊裏作了介紹，第二年，一個豐口大隊都進行了推廣應用。這一年，全大隊豐產，所有稻田在原有13萬多斤的產量上增產4萬多斤，達到曆史從沒有過的將近18萬斤。焦忠奎立了大功，這也是大隊將一台手扶拖拉機交到他手上的另一個理由——焦忠奎是為集體著想的。然而農民們的日子，依然在困苦中。
那天，是巴西世界杯冠軍產生之後的第二天，我們和焦忠奎坐在他塘廈的知青戰友“美國佬”的家裏。在冠軍實至名歸的結論毫無爭議之後，焦忠奎扳著手指頭，我一天都吃不了一斤米，4萬斤，這是我一輩子都吃不了的、豐門大隊一年就增產了的數啊！但關於這樣的內容，焦忠奎在我起初與他的幾次接觸中從未提及。到了塘廈，在“美國佬”的臨湖別墅裏，我的采訪更像是一團和氣的聚會，焦忠奎以為朋友辦事的自然誠懇，牽起我采訪主題的一條線索，時時引領著話題，但在與“美國佬”憶及當年如何青春無悔時，不屑地說起他在豐門的這一貢獻。
“美國佬”原本姓吳，他的出身有另一番讓人心酸的故事。他的親生父親姓吳，而從他記事起，他的姓名就叫施春茂，直到在美國他的妻子去世時都用這個中文名字。施春茂少年時，繼父又去世了，他的人生充滿著悲情的變數，但他在一種生命的堅強中生長著，又快樂地接受著一切。美國的妻子去世後，他結束了這一段人生，把名字改回了根一樣的吳姓，認祖歸宗叫吳朝。偏偏此時認識的一位台灣女性也姓吳，二人走到一起，一個吳字變回了原本的一家人。見到他，白發銀髯，卻別於“仙風道骨”，在我們麵前無論形象和談吐，正經地顯示著“吳先生”的氣度，他是一位“逃港知青”朋友。對於自己的“長發銀髯”，吳朝不無悲情地說，媽媽在廣州去世了，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他從那一日起再沒有剪發，而且至少在3年之內不會剪掉。焦忠奎此後對我說，這一原因以往他從未對別人提及過，包括他們這些當年的知青戰友。
其實，“美國佬”下鄉時才剛16歲，初二剛剛讀完，個子也還沒有長成。在村裏，他的活躍和可愛招致村民們的喜愛，人緣特別好，再加上他年幼純真，對下鄉插隊生活表現了最真誠的熱愛，勞動積極，毫無怨言，成績即使並不像焦忠奎一樣突出，然而完全靠熱情和辛苦努力，並以英雄式的勇敢救過人。大雨引發洪水，他在知青點不怕犧牲，隻身於洪水急流中撈出從上遊衝下來的大量木材，為集體在災後重建中作出了貢獻，挽回了損失。此事，使他仍然在當地留有記憶，所以，在他從美國退休回到插隊的塘廈時，能夠以優惠的價格購置了現所居住的這所湖邊別墅。別墅位置的優越性，我們在屋子裏抬首可見，是這個小區別墅區的首選之位。用焦忠奎在我們出發時的話講，“美國佬”的家裏養了“陸海空”各類動物，還種植了品種優越的大楊桃、番石榴等。來到“美國佬”的家，我一一勘對：沒錯。地上的一隻叫“麗麗”的藏獒安臥於院中一棵花樹下，盡享著另一隻不知名的小型犬為它舒坦地“按摩”，在主人的作陪中對我的探訪隻投以凶狠漠視的一瞥，威猛，顯得對任何不速之客都不在話下。圍欄之外闊遠的湖麵之下，是隨時打撈垂釣的湖生珍養，還包括陸麵正門一側池水中的錦鯉和草魚。“美國佬”為此還專門買來一隻橡膠船，圍欄一扇小門之外，下得三五個台階，就是小小平台的專屬碼頭。跨上小船，就可以隨時在湖中垂撈可烹作的真正鮮味，魚、蝦、龜、蟹盡有，運氣好還會從水麵獲得野鴨及當地所有的水禽。作為初來的探訪者，印象深的當數楊桃樹下那隻籠中八哥。在我們整個的采訪之中，八哥也不甘寂寞，一會兒是驚恐似的尖叫，一會兒是足以亂真的汽車報警之音，聲調和節奏來回變換，以致我在開始的好長一段時間內，都以為是真正的汽車警報器在不停鳴響。——這個“美國佬”在回鄉之後的生活豈止是田園盡享！
“美國佬”所在的塘廈公社離香港比樟木頭要近。1970年，他第一次有過逃港的經曆。那之前，他和知青戰友們聽到一個似非而是的傳說。
香港和內地，在與緊鄰塘廈的鳳崗、龍崗之外，是以一道鐵絲網相隔的。在以政治和階級鬥爭作為標誌的年代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較量，也常常以一道鐵絲網作為劃分的界線，平時，百姓之間相見也分列兩邊。閑來無事的時候，香港那邊的農人經常故意拿來取笑。每到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們就在鐵絲網的那邊坐下來一手拿麵包香腸，一手拿啤酒或者香檳飲料，對著這邊的農民口中拖著長音：又是麵包、香腸、火腿、啤酒……煩死啦……
那時，用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內地農民的思想“異常堅定”，每到此時，手執農具的農民就會站在那裏，以一副嚴肅的神情給他們講革命道理，用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感化他們，也以此予以堅決的反擊：
我們就是要解放你們，砸爛你們腐朽的資本主義製度！
你們還解放我們呢，看看你們，連飯都吃不飽！然後又陰陽怪氣地說，吃什麼呢？拿出來看看吧！
真是，這邊的農民在當時那樣的偏遠地區，中午在地裏辛苦勞作下來吃不飽飯是常有的事，即使能夠拿出的，恐怕也僅僅是難以下咽的粗糲之食。麵包、香腸、啤酒，麵對著這些，也隻有具有堅定的意誌才能抗得住啊！
這樣的事傳給知青，即使不是純粹的誘惑，隻是好奇，也足以讓很多人欲以嚐試越界體會。年輕時的施春茂就有這樣一種隱晦的向往。
我們所有的努力，依然是艱辛的勞作，為什麼社會主義就不能具有包括物質生活上的優越感？這種資產階級生活，才是最基本的保障。——想是這樣想的，誰敢去說！而一旦讓思想的堡壘被衝破，生活和日子，都會回到人性最原始的狀態。先行的當地村民和一部分敢於突破的知青們走出去了，他們甚至從對麵傳來消息：那裏的生活沒有政治壁壘包裹，收入可高了，是自由的幸福天空。施春茂在他的知青小屋裏坐不住了，剛好就有幾位知青來找到他。其中一位比施春茂大幾歲的，曾經有過五次逃港，都沒有成功，這次來叫上了他，經秘密串通之後施春茂當即決定與他們一起逃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