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她者操控”
理論探索
作者：王凱鳳
摘要：
“她者操控”是女性主義翻譯觀針對文本重構提出的概念，倡導譯者將女性特質融入譯文，以彰顯性屬差異及其背後隱射的權利關係。在對唐代女性詩作的英譯中，“她者”通過補償、注解與語行視象美三種“操控”手段，構築了唐詩西傳行旅中最具特色的篇章。關鍵詞：女性主義；翻譯；她者操控；唐代女性詩作
一引言
相比英語世界熠熠生輝的唐代男性詩人作品，唐代女性詩學才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在被遺忘的角落，著名漢學家魏理更發出“古典時期（唐宋）沒有偉大的女性創作”①的言論。在西方對中國文學史或是詩歌史的梳理中，唐代女性詩作同樣長久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如在白芝（Cyril Birch）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早期至14世紀》②和華茲生（Burton Watson）編著的《哥倫比亞中國詩歌史》③中，唐代部分隻收錄了較有影響的男性詩人作品。
唐代女性詩作在英語世界大放異彩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這一時期湧現了大量唐代女性詩作的譯介，既有詩歌成就較高的三女冠詩人，也有不知名的社會各階層女子。較有代表性的譯本有《錦江集》④，英譯了今存四分之三的薛濤詩歌，《行雲歸北》⑤是今存魚玄機詩歌的全譯本，《秋柳：中國黃金時代女性詩選》⑥是對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位唐代女冠詩人的特別關注，《柳酒鏡月：唐代女性詩集》⑦則是對唐代女性詩歌創作傳統的構建嚐試。除以上斷代體譯本外，在英語世界對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傳統建構的著作《中國古代女性作品選》⑧中，13位唐代女性的詩歌作品入選。在有關中國文學史的大型辭書中，如《諾頓中國文學選集》⑨和《劍橋中國文學史》⑩中，均收錄了唐代女性詩作。
正如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領軍人物弗洛圖（Luise Von Flotow）指出，“翻譯在發掘先前時代女性知識、經驗及創造性作品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B11。以上譯介熱潮的出現正值女性主義批評參照翻譯研究之後，在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參照下，“她者”對“她者”進行了重新抒寫，並通過對文本的“她者操控”（woman-handle），重新闡釋和建構了唐代女性詩歌創作。
二“她者”與翻譯研究的謀和
20世紀先後出現了批評理論的語言學轉向與文化轉向，在產生的諸多流派中，女性主義批評以其獨特的視角展示了文學批評新的研究範式。女性主義批評“試圖揭示在某種特定文化參照體係內，通過文學文本所反映的或所挑戰的由性別帶來的權利差異”。B12這種對差異的研究並非單純的性別問題探討，而是對性屬差異的多維度思考。性屬差異體現了一種文化上的構建，它是我們對自身所在的文化參照體係的思考，也是女性的一種自我體現和精神訴求。對性屬差異進行探究有助於我們了解文學文本中的話語權以及其背後隱含的意識形態、思維習慣、文化符碼等。從最初對女性在文學中邊緣化地位的審視，到探索女性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扭曲與歧視，再到女性主義文學經典、文化傳統以及批評範式的構建，女性主義批評為學術界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創新性的批評視角與批評話語。新時期的女性主義批評不再一味強調消解男權而獨立存在的女權，而是開始對性屬差異進行反思，順應女性的自然特點，尊重和強調女性的身份差異。此階段的女性主義批評還體現了極大的包容性，從其它許多批評理論中吸收養分，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各種流派，如後現代女性主義、文化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等。B13
女性主義批評以其獨特的視角解構了傳統的語言觀，認為“話語行為本身擁有一門語言就是研究女性作家的一個焦點”B14，肯定社會文化對性屬差異的構建，強調“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B15，但這種差異“並不是要退到一個由詞語構成的語言領域，而是強調語言本身以性別的物質性為特征。”B16因此，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對於語言的闡釋強調文化與性別的雙重構建，語言也是性屬差異的重要表征。翻譯是兩種語言的轉換，但這種轉換從來都不是透明的活動，“鮮有涉及文本、作者或是係統的平等對話”。B17在後結構主義批評理論的參照下，翻譯研究走出了相對封閉的語言學研究範式，開啟了文化轉向，將投射的焦點置於文本外，追問文本差異背後隱藏的曆史、社會、文化等因素，探討“不同文化意識形態體係中不再隱身的霸權”B18。女性主義批評契合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學者們走出傳統譯學研究的盲區，開始從性屬差異的視角去探討翻譯活動的複雜性。把翻譯研究置於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語境中考察，促成了女性主義批評與翻譯研究的融合，翻譯研究也由此獲得了全新的學術視野和豐富的理論資源。女性主義翻譯觀的興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代表人物有弗洛圖、西蒙（Sherry Simon）、戈達爾德（Barbara Godard）、斯皮瓦克（Gayatri Chakavorty Spivak）及錢伯倫（Lori Chamberlain）等，其學科理論主要概括為：1.突破了傳統翻譯理論的二元對立思維；2.強調譯者與作者的平等地位，譯作與原作的互補平等關係；3.倡導延展女性話語權，以女性主義方式改寫原文。B19女性主義批評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她者”的視角，翻譯活動中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的轉換也為“她者”提供了極佳的文本操控場所。在對唐代女性詩作的譯介中，“她者”對文本“操控”的結果不僅僅是唐代女性詩歌傳統的建構，也是性屬差異的彰顯。
三“她者操控”之本質內涵
“她者操控”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領軍人物弗洛圖在其代表作《翻譯與性別女性主義時代的翻譯》中提出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種對原文本的操控，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用盡各種辦法展示其在文本重構中的創造性角色，以引起對傳統女性作品的關注。B20正如唐代女冠詩人魚玄機詩句“夢為蝴蝶也尋花”，唐代女性以女性身份詠詩，描繪了一個真實而豐富的女性情感世界，而譯者在重構中對文本進行操控，在展現唐代女性情感生活的同時，也彰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能動，繼而是一種對性屬差異的重新認識與女性主義色彩的彰顯。
女性主義翻譯觀強調指出差異並非隻由生理因素決定，更是融入了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倡導在文本翻譯中對差異性進行新的解讀及重構。因此，譯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彰顯差異，將“她者操控”帶入翻譯活動，更多地表現女性審美視角、創作經驗、寫作特色、意識形態等帶來的文本差異。這種差異並非意味著全盤的否定或對立，也非局限於顛覆傳統“男尊女卑”似的作者-譯者或原著-譯著地位關係，而是“指出了原作與譯作之間差異的相對性和相互依賴性”。B21在對文本的操控中，譯者將自我投射其中，完成翻譯活動的同時，也完成了對自身的界定，由此“譯者在傳統女性角色中獲得了自己的印鏡，而女性也在譯者那裏獲得了自己的喻象。”B22整個翻譯過程由於“她者”對文本的“操控”成為極富創造力的重寫。另一位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領軍人物西蒙就認為翻譯是“與文學達成契約，是一種文學激進主義”，B23戈達爾德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女性主義理論參照的文本中，翻譯就是創作，絕非複製。”B24她們再次強調了翻譯的結果不是重複，而是一種新的創作；同時也宣揚沒有絕對意義的文本，文本是譯者參與創作的成果，本身就有譯者的印記。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她者操控”就是譯者為了彰顯性屬差異利用語言進行文本幹預的創造性重寫，其本質體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她者”在翻譯中對其操控的對象文本的意義進行了解構。傳統翻譯觀認為文本由作者創造，一旦完成，意義是確定而不可更改的，後結構主義翻譯觀則否定了任何語言體係內意義確定的概念，如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認為“翻譯是篡改意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隱藏了意義背後的權利關係”B25，一些激進的學者甚至認為“根本就沒有最初的意義，隻有無休止的翻譯進程”B26。女性主義翻譯觀強調“不存在中性或有確定意義的文本。任何文本均帶有其作者的印記，同樣也承載了文本產出時的意識形態以及文化語境的印記”B27。由此，文本亦走出了結構主義理論相對封閉的意義壁壘，呈現出一種開放的形態，文本的意義也就有了一定的不確定性。正是基於這種對文本意義的闡述，女性主義翻譯觀在文本意義的解構中彰顯“她者”身份，在翻譯中利用語言使其譯作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印記。這一通過翻譯投射出的“她者”印記被弗洛圖稱之為“翻譯效應”（translator-effect），“她者操控”就是要凸顯“翻譯效應中的主觀和性別因素”B28，以女性主義方式對文本進行重寫。
其次，“她者操控”強調作為“她者”的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性，其主體建構是譯者主體性的女性主義闡釋。後結構主義翻譯觀反對傳統譯論諸如“隱身的譯者”等觀念，對“畫家”、“媒婆”、“翻譯機器”等譯者形象進行了解構B29，強調譯者在翻譯中的主觀能動性。女性主義翻譯觀同樣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又“力求破除翻譯研究和社會觀念中帶有嚴重的性別歧視的陳舊意識”。B30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不僅有個人的審美情趣、語言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還融入了女性主體意識。“她者操控”將女性特質同譯者主體性有機結合，形成了一種融入女性主義色彩的“她者主體性”，並將之嵌入文本，達到對文本的操控目的。這樣，“譯文就不再是譯者以/‘無己’之我去處理原著的再現行為了，而是重視身份（女性化/譯者主體化）在翻譯實踐中的積極作用。”B31 “她者操控”就是要在發揮譯者的主體意識基礎上彰顯女性主義意識，通過文本操控來宣揚女性話語權和女性身份，同時揭示決定性屬差異背後的權利關係。
最後，“她者”發揮其主體性，對文本意義進行解構，通過對文本的操控顛覆了傳統翻譯觀所謂的“對原作的忠實”。由此，有關“忠實”的定義有了新的理解：忠實既不是對作者也不是對讀者，而是對“寫作方案”（writing project）。B32寫作方案絕非一成不變的靜態存在，而是一種動態的雙向對話，納入了作者與譯者雙方。譯者可以在自我的性屬特質、審美範疇、文化參照、意識形態等體係內對文本進行個性化解讀與重構。翻譯本是要通過不同語言的轉換來消除差異，但卻在轉換中讓差異介入並造成新的差異。女性主義翻譯觀強調性屬差異，倡導“她者操控”在原著與譯著之間的介入與彰顯，所謂的忠實就是作者與譯者以文本為對話場所而共謀的寫作方案。女性主義翻譯觀參照下的譯者，在寫作方案的製定中，必然在文本閱讀與重構中引入性屬差異，“承認女性自身體驗、語言表述方麵的特殊性，質疑男性話語中女性隱匿/貶抑或認同於男性而導致自身角色遮蔽的‘無名’與‘沉默’”，B33用女性特質話語表達性屬差異，彰顯在譯文之中，體現性屬表征的身份重構及女性話語權的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