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吳玫
1927.4.27——5.9 武漢 代表人數82人 全國黨員57967名
生死關頭
中共五大，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革命與反革命勢力激烈搏鬥的緊急時刻召開的。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北洋軍閥勢力分崩離析，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繼續維持其自身在華利益，紛紛拉攏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的蔣介石。許多地方軍閥和官僚政客也改換門庭，投靠了國民政府。蔣介石的勢力不斷擴大，走上了軍事獨裁的道路。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在廣州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中，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強烈反對，蔣介石欲遷都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此加強對國民政府控製的陰謀沒有得逞。1927年3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遷往武漢，革命中心逐漸轉移到武漢。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雖然還是革命政府， 但內部情況日趨複雜， 各種矛盾和危機相互交織。在蔣介石的勢力不斷膨脹、反革命氣焰越來越囂張的情況下，武漢政府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內部發生了嚴重動搖，雖然仍高喊著“打倒新軍閥， 開除蔣介石黨籍”的口號， 但行動卻日益右轉。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卻對國民黨的革命性作了過高估計，指望以妥協退讓來緩和矛盾，要求暫不與蔣決裂。據此，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也對汪精衛、蔣介石抱有幻想，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數領導人陸續到達武漢，中共中央機構也正式移駐武漢，繼續與在武漢的國民黨合作。就在聯共（布）、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試圖與蔣“交好”之際，羽翼漸豐的蔣介石突然動手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毫無準備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大肆屠殺，在之後的所謂“清黨”過程中，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英勇就義；與此同時，北方奉係軍閥張作霖也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其中，中共主要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李大釗不幸被捕，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蔣介石於 4 月18 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 國內局勢迅速逆轉，全國由此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麵對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必須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采取果斷行動，以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化裝上路
1927年4月20日，隨著一聲汽笛長鳴，上海碼頭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緩緩起錨，逆流而上向西駛往武漢。甲板上，有不少乘客或憑欄觀望，或穿梭來往，有的西裝革履，有的長衫禮帽，有的則身穿學生裝宛然青年學生。也有一些乘客一上船就在統艙裏蒙頭大睡，要不就默默地守著鋪位，仿佛江上的春光與他們無關。這些乘客中，有兩位穿著同樣麵料同樣顏色西裝的年輕人比較活躍，喜歡在統艙、房艙、客艙和甲板上四處走動，被人誤認為兄弟倆。其實，他們一個是中共中央做宣傳工作的鄭超麟，一個是共青團中央做宣傳工作的陸定一，他們是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結伴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的。當時，長江沿岸很不平靜，從上海到武漢這一段旅程尤為不尋常，反動派早已察覺共產黨人在這條水路上活動頻繁，於是加緊了對沿線的盤查，共產黨員一旦不慎暴露身份後果不堪設想。
令人慶幸的是，陸定一他們乘坐的是外國客船，輪船在南京、安慶、九江停靠時，並沒有受到搜查和刁難。等到船一過九江，許多乘客開始活躍起來，蒙頭大睡的掀開了被子，坐在鋪位上的站起身活動筋骨，沉默不語的則開始高談闊論起來。那些自稱是“賣水果的”、“開魚行的”、“做茶葉生意的”人，相互搭訕著問長問短。奇怪的是這些人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尋常”，“有人對時局可以說是了如指掌”。原來，這艘輪船上的乘客好多都是革命者，李立三、羅亦農、王荷波，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都在這條船上，他們都是前往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據鄭超麟後來回憶說：當時他“走到左邊去時，原來羅大口（指羅亦農）也在這船上。他仍是那樣嬉皮笑臉的，同上麵鋪位的李大炮（指李立三）說笑話。……他們兩人又向旁邊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子問長問短。老頭子攜帶他的老伴以及四五個兒女，說是到漢口做生意的……他就是王荷波”。當船到漢口，上岸時，“伍廷康（指維經斯基）從大菜間（即一等艙）走出來”，鄭超麟和他點點頭，對方也向鄭超麟點點頭……這樣，大家總算平安無事地抵達武漢。
聚會武漢
192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市武昌都府堤20號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附小（今中華路小學譚秋校區）開幕，這裏也是湖北早期黨組織的創建人、中共武漢地委領導人陳潭秋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
會場設在學校的風雨操場，這是當時學生每逢刮風下雨上體育課的地方，二層樓房，始建於1918年。代表們三三兩兩陸續走進學校西洋牌樓式樣的大門，受到身穿西裝的校長王覺新的迎接。
會場內安放著好幾排條桌，來自北方、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山東、陝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個地區的正式代表82人，端坐在會場的條凳上。這些被蔣介石通緝捉拿的“共黨首要分子”，肩負挽救革命的重任，帶著工農大眾的企望，聚集在這裏，他們是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誌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代表著全國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多裏奧、鮑羅廷（一說沒有參加）、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當時以國民黨左派麵目出現的譚延闓、徐謙、孫科應邀出席了會議，汪精衛也於5月4日列席了一天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