謗滿天下！譽滿天下？
名家構築
作者：周俊煒
當道德撞上金錢，就成了一塊被豬鼻子拱髒的西瓜皮。 ——自題
一
1911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駐紮在武昌的新軍工程營的一幫小哥們發動了兵變。那雖是一次本屬無奈的行動，卻嚇得鄂督瑞澈聞訊而逃，統製張彪也跟著閃人。湖北全省便宣布獨立，不再跟大清玩了！而後湖南、浙江、江蘇、上海相繼獨立，各省呼應。三個月後，維持了三百年的大清朝就此垮台，牛叉了二千年的封建帝製也一並給滅了。兵變那一槍打出了個新曆史！
雖說那幾十年間，大清朝早就該倒了，但看著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卻老不見它躺下身來。中山先生忙得東跑西顛，想成為撼倒它的主要推手。講道理、做動員，發動群眾、組織黨徒，暴動搞了不少，但不是黃花崗，就是唐才常、徐錫麟。同誌哥一個個都成了烈士，清兵們仍在身後緊追慢趕，弄得自己倒沒了藏身之地。不知是人心不齊，還是火候未到，恁就沒效果。不曾料想，呼喇喇如大廈傾，一夜間，革命就被一幫小丘八搞成了！
不過，革命雖是必然，成功卻是偶然。10月9日，共進會鄂東支部在武昌小朝街被清兵破獲了，彭澤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人不幸被俘就義。部長梅寶磯逃出了，急忙四處通知同夥起事。10日清晨，他來到工程營門前，不敢貿然而入，便挨著一賣白薯的，偷偷聯係自己的同誌。但見營中出來的大兵，便上前對以暗號，對了半天，沒人理睬。可他鍥而不舍，終於對上了一個。他急忙告知彭等三人已成烈土，革命正麵臨大難。那小哥是個明白人，急問：革命黨的名冊是否搜去。梅便扯了—謊，回答：已搜去，滿韃子正對著名單在捕人。這謊編得幼稚，但事急，容不得細想。那兄弟急歸營中，通知了負責人。當晚，大家便操起家夥，一起反了。革命就此成功。工程營就此創造了光輝曆史。其實，工程營實力有限，本來根本完不成這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隻是瞅對了空子，就像拳台上，身材矮小的拳手麵對拳風淩厲、拳勢逼人的強大對手，冷不防打出了—記窩心拳，正中對手要害，對手一下就垮了。那幾天，武昌是座空城，清兵主力不在家，一股腦兒去了四川，所以能四兩撥千斤，讓革命黨一舉成事。
1911年5月8日，大清國的首屆責任內閣（皇族內閣）成立了，第二天便下了一道命令，要收回各省的鐵路修建權，將分散的、私營的省公司變為壟斷的國家總公司。這—下，油鍋炸開了，全國十七家鐵路公司全不幹了，自己口中的肥肉被奪走了，這不是明搶嗎？當初，國家為了調動積極性，允許各地成立租股局，可以各自發股、集資。用公權力作保障，將老百姓的錢誆來，空手套白狼，為自己生錢。那些大佬們看準了這點，才紛紛接手這活。於是，錢沒落到鐵軌上，都落進了大佬們的口袋裏。鐵路修不成，麻煩卻越來越多。這時有人提出，放手幹恐怕不是事，不如讓國家來幹，也便於引進外資，老外的年利率也低，隻有5%，還不到國內錢莊、票號的一半。那錢還可存在交通、大清這些國內銀行，提升頭寸。鐵軌也可由漢陽鐵工廠製造，既拉動了內需，也扶持了國資產業。這本是件有益於國家的事，但卻動了大家的奶酪，被動者全上火了，要跟中央急。好在中央對各個公司予以經濟補償，答應換發國家鐵路總公司的股票。那幫兄弟一想，爛攤子丟給了國家，以前的爛賬也不查了，貪得的黑錢也名正言順地洗白了，何樂而不為？於是稍稍折騰了一陣，便偃旗息鼓、見好就收，一個個都回家洗洗，躺在床上與老婆、粉頭數錢，偷著高興！
但四川的大佬們卻正為一樁買賣發愁，他們把錢放在上海炒股，虧損了三百五十萬兩銀子。他們想跟國家講條件，要老東家把這破賬單一起埋了。
但那邊發話了，集資的錢中央照付，炒股違規，虧損各地自理。於是，惹怒了那幫家夥，便串連著各路人馬，谘議局、川路公司、哥老會、留學生、革命黨；明事的、不明事的；有利益的、無利益的；民族主義、立憲主義；一起發動起來，真正搞起了統一戰線。被新政傷害的少數既得利益者煽動著沉默的廣大民眾，把本應針對利益集團（公司）的民怨，轉向了國家，轉向了政府，一起享受著天下大亂的快感和高潮。新上任的總督趙爾豐扛不住了，隻得請求上峰增援。於是，武昌城中的精兵悍將們正被端方帶著往那地兒趕著去彈壓呢！
因此，革命的起因是川人的保路運動，因了保路，武昌成了—空城，這才成就了工程營的大業。但保路的起因卻是為了收回路權，這個收回路權的倡導者，才是清政府“被革命”的始作俑者！
這個倡議出自於這一年一月剛剛上任的郵傳部尚書。郵傳部是一個大部，管著鐵道、交通、電政、郵政。這個新官上任伊始便想著體製改革，提出了國有企業的概念，這在19世紀末的中國實在是驚世駭俗！但出發點卻與結果大相徑庭！他考量了社會的各種勢力和經濟成本，作出了這個符合國情的唯一正確決策。正確到了一百年後，滄海桑田，變換了三種社會形態，卻仍然像是一塊剛剛新鮮出爐的香餑餑！但恰恰是這種正確，毀了還沒到該毀時刻的大清朝。當各方利益與道德相忤時，被舍棄的絕不會是利益，隻會是漂亮得猶如肥皂泡般的道德。但可歎的是，一個一生都不太把道德當事的人，難得認真地講了—回道德，卻被道德麵前的逆向勢力所摧毀，並讓他在無意中成為了現政權的罪人和後政權的功臣。他忠心耿耿，企圖為大清朝增磚添瓦。他殫心竭慮，既考慮到國家利益也兼顧到了地方利益。他謀劃算計，既估算了各地蛀蟲們瓜分掉的民脂，也確定了自己口袋中民膏鼓出的厚度。他自以為看到了事情的全部結果，但卻沒有想到一個結果：大清國會亡！他想到如何去避免各種後果，沒想到迎來的卻是最致命的後果——自己成了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由此，他從山峰跌人穀底。他將接受著這個朝代列祖列宗的詛咒、每個同僚的尖刻謾罵，甚至麵對所有他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以及同時代和不同時代的人的質疑和責難！以前，人們稱頌他的功績；以後，人們清算他的罪行。
這個始料不及結果的製造者和承擔者，這個雄心勃勃、事與願違的冤大頭，就是一百年前，我們赫赫有名的常州老鄉——盛宣懷！
二
盛宣懷，字杏蓀，號愚齋，常州府人。晚清著名的洋務派。
他從小跟著父親在湖北上學。二十二歲時回常州考了秀才，又經過了縣學的入學考試，成了童生，走出了功名的第一步。眼瞅著就可鄉試、會試一步步攀上去，高官厚祿如探囊取物。沒想到，中了邪似的，從二十三歲考到三十二歲，就是中不了那個舉人，弄得自家老爺子先灰了心。恰逢李鴻章來江南公幹，便一封信介紹了去，成了老李幕府中的文員。
其實，盛宣懷挺有才。十四歲時，便能寫出像模像樣的經濟學論文《如何將川鹽和淮鹽在湖北統一銷售》，解決了當時的鹽市混亂問題，使得老爹大為欣喜，驚為天人。他給李大人草擬文書，能夠“立馬萬言”，速度極快，滔滔不絕，質量又高。還常常一天百八十裏路騎馬奔波，從不叫苦叫累。李大人見這小子勤勉，便賞了一個采購員的工作，讓他到沿海城市跑起了軍火買賣，有了與上海、天津的洋鬼子們打交道的機會。於是，開始了他的洋務時代。
他創辦輪船招商局；創建了電報局；在湖北“勘礦”，建立了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修了盧漢鐵路；建成了中國通商銀行；創辦了北洋大學堂……通通都是中國第一。
他的官運也直線上升，從天津河間兵備道，到海關道……從太常寺卿、大理寺卿……一直到郵傳部尚書。職務有時是一日三遷，似乎少了他大清朝就運轉不靈了。
他和父親都是講求實際的人。抓不到權，就去抓錢！當不上官，就去撈當官的錢！進入了體製，才是發家致富、先富起來的根本！
他沒有舊文人的酸氣和世家子弟牛哄哄、不願做事又做不成事的壞毛病，他能幹、肯幹，幹完了那個時代所能幹的全部事，甚至連紅十字會會長也被他幹了。他知道必須幹活，幹了才會有錢，有錢才能改變自己的人生，才能用這些錢再將別人的錢變為自己的錢。
和大多數國人—樣，他無所謂信仰，他隻信奉發財的竅門和秘訣。他自信已找到了打開財富寶藏的鎖鑰“發洋財”——賺取洋人的錢。他埋頭苦幹，刻苦實踐，為自己創造了—個贏利模式：從政府處獲取特權和資源，從老外處獲得資本與技術。這真是一百年來富國強民的最大發現！直到今天還為蜂擁而來的社會精英們所襲用。
事實上，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感，才能做到那麼多的“第一”；必須要有高度的想象力，才能從那麼複雜的交換關係中抽象出如此簡單有效的交換原則。責任感、想象力乃是比金錢稀缺得多的社會資源。以此致富，其實並不為過。
他是有理想的，他也是有能力實現理想的。他想創造一切、改變一切、把自己能做的事都做完，就像一個打工仔試圖誠實地回報善待他的老板。但他卻把別人要做的事全都做完，把別人想賺的錢也一起賺完，這自然就引起了別人的憎惡！
張之洞就曾拿著兩份奏折對他說：一份是彈劾你的，一份是保舉你的。後一份奏折的代價是六百萬兩銀子！雖然這是張之洞為了挽救盧漢鐵路而出的狠招，但畢竟讓他認識了官場：為了達到目標，隻須用錢開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明白，這糧草說的就是金錢。後來，他用六十萬送給載澤，買回了被袁世凱奪去的郵傳部大權，就是對這條原則的“純乎一心”的運用。
他不太把常規理法放在心上。在官場和商場上混，必須黑得下心，狠得下心。但最終還須臉皮厚，要能放下身段，用錢去解決天下難事。因此，他可以百煉鋼，可以繞指柔，但決不拂袖而去。任何行為與感情無關，隻是在做一筆筆買賣，計算一筆筆商業投入，目的隻有“逐利”二字。馬克思曾說過，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有人就會鋌而走險。說的似乎就是盛宣懷，他想著法子要做大官，隻因官做大了，才可能更方便地行商、圈錢。
作為商人，他從不知道感恩圖報。一切都靠著自己的努力和打拚。以最小的付出搏取最大的利益，這是原則，完成了理所當然，完不成是運氣不好。寧可拜神，絕不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