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依法治國更多價值理性
十八屆四中全會勝利閉幕，如公眾所期待的，依法治國亮點多多。
依法治國成為本次大會的核心議題，成為新時期黨和國家的一個奮鬥目標和中心任務，有著太多的理由。首先，這無疑是新的曆史條件下國家治理的現實需要；其次，不必諱言也有國際環境“倒逼”的因素，盡管我們規劃的法治中國和西方“期待”的不是一回事。
說到現實需要，就離不開反腐的話題。十八大以來狂飆突進的反腐風暴讓國內外震驚，每當有“大老虎”被揪出來，都免不了有人議論：“打虎”是不是進入高潮，到了快收場的時候？這種猜測的邏輯大抵是，反腐到了這個程度，足以震懾貪官、預防腐敗，中央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一邏輯，是典型的工具理性。
法律的重要職能是規範和調整社會關係，天然具有工具屬性；但法律又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在功利之上，還有人類信仰的價值訴求，即一個國家建立法律製度，不完全是統治的需要，也是完善自我精神信仰的內在驅動。但是，很多時候人類都在過分突出法製的工具屬性，我國也不例外。至少，上麵說到的反腐“收場”論，就是認為反腐（法治）的唯一目的是殺雞嚇猴，隻是為了維持和鞏固統治，而忽略了這也是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追求自我完善、自我淨化的本質。
中國有最久遠的封建曆史，專製的慣性阻力，使法治之路步履艱難。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法製建設斷斷續續一直在推進，但主要還是以工具理性為旨歸，對“法”的認識停留在“專政工具”的層麵，期間某些階段，更是出現了以“運動”代替法治甚至將法製撇在一邊的波折。這次中央全會將“依法治國”形成綱領性文件，可說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認識提質之舉。其實，憲法和黨章早就對法治這一固有屬性進行了描述，無論是黨章中黨的先進性的自我要求，還是憲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論述，都要求黨和國家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以法治為內在價值追求。因此，依法治國，必須摒棄任何將法律狹隘工具化的企圖，對法治心存敬畏，依法治國的方略方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
厘清法製和法治的區別，絕不是掉書袋玩概念，隻有全體黨員、全體國民尤其是領導幹部，把法治當作一個政黨和國家的信念、信仰來恪守、追求，才能增強有法必依的自覺性，而不致墮入機會主義的誤區，也更加有利於依法治國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