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主流媒體要充分發揮對網絡輿論的引導作用。在培育和提升網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識方麵，作為黨報黨刊的主流媒體要有所作為。其一，要主動“發聲”。主流媒體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話語優勢和資源條件，激發網絡正能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使廣大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榮辱觀；同時，還要向公眾講清楚網絡謠言的本質、虛假性、危害性，捏造和擴散網絡謠言的違法性，以及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強化公眾對鏟除網絡謠言這顆“毒瘤”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的思想認識，進而形成“造謠可恥，信謠可悲”的社會共識。其二，要增強輿論引導力。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媒體方式，定期不定期地在廣大群眾中開展文明上網以及如何識別網絡謠言的知識普及教育，提高他們對網絡信息的解讀、批判和使用能力，促使他們在網絡環境中從自我做起，不盲目跟風起哄，不造謠、不信謠和不傳謠，自覺做網絡健康環境的維護者。其三，要強化“把關”責任。主流媒體要帶頭規範好自身的信息發布，及時過濾各種虛假信息，加大對編造、傳播不實信息的責任追究力度，切實在杜絕網絡謠言中發揮示範帶頭作用。
五是科研機構要高度重視對網民心態的學術探究。為了培育和提升網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識，進而有效地防控網絡謠言，有關高校、社科研究基地特別是輿情監測中心要提供必要的學術理論指導。其一，加強對當前時期網絡輿情的動態跟蹤，準確把脈網民情緒、社會心態及網絡輿論的走勢，力爭為有效管控網絡謠言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對策措施。其二，將“易感人群”的心理調查和研究置於重要地位，特別是加強對社會閑散人員、城市打工者、離退休人員、青少年等群體的心理疏導和幹預，力爭從內容、形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麵探索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現實對策。其三，進一步推動對網絡謠言的深化研究，努力揭示其形成和傳播的內在規律，包括形成機理（即網絡謠言是由什麼人製造出來的，為什麼被製造出來，又是通過什麼方式製造出來的）、擴散動力（即哪些因素推動了網絡謠言的擴散，又是如何推動擴散的）和傳播路徑（包含網絡謠言傳播的渠道、方式和過程、階段）等，為提高網民的理性精神與道德自律意識以及完善網絡輿情應對機製而獻計獻策。
六是政府部門要切實加大對網絡環境的監管力度。“現有的電子空間以國際互聯網為構架，它在性質上是開放的、鬆散的。“沒有良好的‘自律’和嚴格的‘他律’，就很容易引發倫理問題。”[8]在當今互聯網時代，對於網絡謠言的治理，如何通過政府部門嚴格的“他律”是擺在各級政府麵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對此，建議政府部門從以下三個方麵加大對網絡環境的監管力度：其一，必須堅決打擊網絡違法活動。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無論普通網民還是互聯網企業，惡意編造、傳播虛假信息包括網絡謠言，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尤其是對於一些社會危害性大、已經造成嚴重社會後果的網絡造謠、傳謠行為，政府有關部門更不能聽之任之或是低調處理，而是要予以曝光，並勇出重拳、堅決打擊。隻有加大對網絡謠言的依法懲處力度，提高網絡惡意造謠者、傳謠者的違法成本，這樣才能起到應有的警示和震懾作用。其二，必須大力加強互聯網法治建設。要建立健全打擊網絡謠言的法律法規，將打擊網絡謠言納入法治軌道，消除因網絡的虛擬性及法律法規的滯後性等原因而產生的造謠者與傳播者的僥幸心理。要努力做好網絡法製和文明上網的宣傳教育，促使廣大網民正確認識和行使自己的網絡言論“自由”權利，真正懂得個人的網絡自由權利必須遵守“事實底線”、“道德底線”和“法治底線”，而不能以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為代價，從而達成“網絡無邊、自由有界”的社會共識。其三，必須全麵推進網絡實名製度。當今，網絡謠言的造謠者和傳謠者大多是通過匿名方式來發布與傳播網絡信息的。與任何事物一樣，匿名上網也有其兩麵性。一方麵，匿名上網有助於網民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和想法，有利於他們參政議政，對我國民主政治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麵，匿名上網又使得一些網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削弱，隨意發布一些不負責任的網絡言論，更有甚者在網上惡意造謠和傳謠，造成極為惡劣的負麵影響，最典型的莫過於2012年3月“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的網絡謠言。因此，要有效遏製和清理網絡謠言，有必要全麵實施網絡個人實名製，以徹底消除造謠者與傳播者的僥幸心理。當然，政府部門要把建設性的網絡批評建議、監督與網絡造謠生事、誹謗等行為劃清界限。這就要求我們在積極實施網絡實名製的同時，必須注重完善和落實各項信息安全管理製度，加強對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權的保護措施，以免顧此失彼。
總之，要有效地治理網絡謠言，就必須在大力加強經濟政治層麵建設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社會心理文化層麵的建設，著力提升網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識。這對於弘揚社會正氣，營造懲惡揚善、明辨是非的社會氛圍，從而推動網絡輿論的健康運行和良性發展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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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何成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