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北島《波蘭來客》
A大是一座坐落在上海市區擁有百年曆史的名校-----至少在學校自我介紹裏是這麼描述的。早些年也出過幾位政壇、文藝界的名人，尤其是曾經出過市長級別的校友，遂請市長親筆題辭，曰：
“勇於實踐，深入群眾。”
那字寫得飄逸遒勁，頗有公孫大娘“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的風範，當時在場的人都恨不得變成章魚，好四雙手一起鼓掌。既然人無法變身章魚，那這種恨隻好被延續到刻有校訓的標牌的尺寸上，那標牌長二十米，寬三米，大剌剌地占據了校門口接近一半的位置-----直到市長落馬！
盡管市長題字的標牌不見了，但A大的莘莘學子還是牢記著市長的諄諄教誨。所謂白衣才子，也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於是學校門口的發廊、旅館和棋牌室如同視頻網站的廣告一樣一個接一個。****當然是實踐，賭博也是和當地群眾老百姓在一起，可見市長雖然走了，但他留下的精神將生生不息。
周逸偉來自上海，“上海”這個詞其實是一個由“郊區”和“市區”組成的偏義複詞，隻取“市區”這一層意思，如果電視裏提到“上海人”或者“上海話”，那指的一定是市區人或者市區話，以至於郊區的公共汽車都用市區口音報站，好像用郊區口音報站郊區人就聽不懂似的。一般郊區老一輩的人都稱市區為“上海”，稱市區人為“上海人”，比如一個郊區老人說自己女兒嫁到上海去了，那意思就是說女兒嫁給了市區人。
事實上，上海郊區人、上海市區人、以及某些人用輕蔑的口氣所說的“外地人”就像魏蜀吳一樣相互對立衝突著，一般市區人都看不起外省市的人，也看不起郊區人，說他們統統都是“鄉下人。”外省市人則想都是爹娘養的，都是炎黃子孫，憑什麼你們上海人就高人一等？於是也看不起上海人民-----尤其是上海男人，說他們統統都是小氣鬼、娘娘腔。郊區人民也不服，認為市區人“做作”、“矯情”、“斤斤計較”、“小市民心態”，於是也擺出鄙夷的姿態，但轉念一想，這不等於是承認我們郊區人老土、粗鄙嗎，好比小孩子承認自己搗蛋後得檢舉揭發比自己更加調皮的孩子以減輕懲罰一樣，郊區人於是就也鄙夷起比自己更“老土”的外省市人民來，並驕傲地稱自己為上海人-----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人。
所以，嚴格來說，逸偉不能自稱來自上海，而是應該稱來自郊區的上海或者說不是“上海”的上海，至少在他父母一輩都是這麼驕傲地認為的。盡管逸偉這一輩幾乎都已經消除了這可笑的地域等級觀，可地域等級觀本身並沒有消失。
逸偉所在的村莊原本有個高雅而餐巾紙化的名字，曰：“清風村”，在這裏他度過了自己的幼年、童年以及青少年時期，印象當中的小村是黃色的：土地是褐黃色的，麻雀是灰黃色的，秋日的麥田是金黃色的，就連純白的水泥馬路也因風吹日曬的關係而呈現出淡淡的米黃色，而最神奇的便是那從出生那天起就飄蕩著的無名小黃花和遍地的小黃葉，似乎故事從一開始就被渲染上了一層氤氳的美好和惆悵。而現在，就連記憶也開始在照片裏泛黃-----小賣部橘黃色的招牌消失了，村小學裏暗黃色的桌椅倒塌了，金色的麥田也在逐漸褪色-----整個世界，除了黃花落葉，似乎沒有什麼不在改變。
再後來，世博會的腳步越來越近，村裏提倡“迎世博，破舊風”，於是把“清風村”改名為“清風新村”。這個“新”字可謂用得極妙，仿佛是盤古的斧擁有開天辟地的力量。於是有了新的村委會大院，裏麵裝了新的空調，村長換了新的雷克薩斯，就連村書記也換了新的姘頭。尤其是村裏那些橋，全都裝了新的護欄。郊區的橋不像市區的橋，原本都是沒有護欄的，於是往往就有醉鬼半夜連人帶車淹死在河裏，那座橋就趕緊會加裝欄杆，就像是給淹死之人豎的紀念碑一樣-----碑樹得越高說明淹死的人越多。所以以前你看哪座橋有欄杆那就會想起這裏淹死過誰誰誰，現在所有橋都裝了欄杆，於是久而久之那些淹死的人都被遺忘了。
不久，一條從市區延伸過來的公路橫穿過這個小村，消息靈通之人早已在公路經過之處種上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野桃樹，等貼著“修橋築路，造福百姓”的推土機帶著幸福來敲門。原本房子就在公路所過之處的人家搖身一變成了“拆一代”，得意洋洋地住上了商品房；靠種樹騙了拆遷款的人也領了賠償金繼續去別的路段“投資”。當然，對於像逸偉家這樣沒有拆遷到的人家也不是一無所獲，畢竟公路還帶來了噪音、灰塵和心髒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