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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部在國際大背景下解讀中共早期曆史的史詩性作品《苦難輝煌》，於2009年一經推出，反響強烈，引發了中國全社會對自身曆史與信仰的反思。作者金一南，1952年生人，現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副軍）、教授。
一部思辨性的理論著作何以會吸引眾多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眼球？算得上是與共和國基本同齡的金一南何來如此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應本刊之邀，常年處於“工作太忙，空餘也已安排滿”的超負荷狀態下的金教授，這一次，按時完成了本刊的命題之作。
緣起
我是在國家最混亂、個人最狼狽的時候開始認識我們這個黨的。
國家最混亂，指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個人最狼狽，指從全優學生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國慶節，我作為北京市優秀少先隊員，參加在天安門廣場前組成的方陣。遊行結束，舉著鮮花跑向天安門。事前老師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彎腰去提，否則會被後麵的人擠倒踩傷，而且還會弄亂前進隊伍，讓毛主席看見我們的隊伍不整齊。大家互相叮囑：哪怕就是光著腳跑，哪怕釘子紮進腳裏，也一定不能停下來——其實天安門廣場哪來的釘子？但當時這些少先隊員的決心就是如此——不能讓偉大領袖毛主席看見我們的隊伍不整齊！
當我們跑到金水橋西側，天安門上的毛主席正好向這一側走來，向少先隊員揮手致意。那一瞬間深深嵌入我腦海。教室中間那幅毛主席的標準像，夢幻一般化為眼前的真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不知怎麼回事，眼淚像泉水那樣一下子湧出來，順著臉頰無節製地往下流淌。周圍幾乎沒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個個在抹淚，個個在發出震耳欲聾“毛主席萬歲”呼喊。
那個年代已經被歸入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年代。當時我這樣一個11歲的少年，知道什麼叫個人迷信？什麼叫個人崇拜？在哪兒學的？誰強迫的？似乎都沒有。那種敬仰，確實是發自內心的。我們並不迷信，知道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用烈士鮮血染成。少先隊員是祖國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陽。當紅太陽迎麵升起的那一刻，那種空前強大的磁場，還是讓人覺得看見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來還是夢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陽神。
萬萬沒想到時間不到6年，這些神聖東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無幾。
最初感受的衝擊來自家庭變故——父親和母親雙雙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鬥，自己也由優秀少先隊員變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處遭人白眼。
更大的衝擊則來自於社會的震蕩。印象最深刻的是1969年初送哥哥赴陝西插隊。當時北京火車站外麵正修建地鐵，風沙漫天，塵土遍地。車站內則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送別的人們開始還能把持住，大家相互拉手，強作歡顏。尖厲的汽笛突然拉響了，與此同時就像天塌下來一樣，整個車站突然爆發出“嗚——嗚——嗚——”似江河決堤一般的嗚咽和大慟。我從未聽過數千人像這樣不約而同的集體失聲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車下的哭，車上的哭，招手的哭，揮旗的哭，有的使勁壓抑著哭泣，有的放聲大哭……發自肺腑的集體悲哀像一柄灼熱的利劍，再堅強的人也會被一下整體穿透。
後來又有過多次車站送行。每次都像全體約定好了一樣，列車汽笛響起那一刻，車站內會發出整個站台為之顫抖的慟哭。沒有到過現場的人們，想像不出那種聲音給人以怎樣的衝擊和震撼。1969年北京車站送行那種滲入骨髓的集體大慟，已經聚集足夠的能量，讓人越來越清晰地感到這場“革命”無論表麵怎樣轟轟烈烈，在普通大眾的內心中已經被摒棄。
那段時間我滿腦子問號。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半夜睡不著時想，早晨醒來想，騎自行車去工廠上班的路上也想。我開始看書。不再像以前憑興趣看《歐陽海之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而是開始尋找能夠回答腦中問題的書。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個時期，被我認認真真地看完。
就是在那個是非顛倒的混亂年代，我被“毛選”中那種真實、那種質樸、那種睿智深深吸引。特別是一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給我以至今思索不盡的啟示。
我常常想：這個命題讓我們來答，將會是怎樣？很可能是：第一，馬克思主義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三，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第四，紅軍將士的英勇奮戰。
毛澤東卻不是這樣回答的。他認為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第一條、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
其它四條完全圍繞這一條展開。分析環環相扣，嚴密透徹。
結論讓我吃驚。並非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了中國，中國的紅色政權就必然存在。沒有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就很難有邊區紅色根據地，就很難有紅軍的發展；沒有各個地方軍閥與蔣介石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兩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不知還要增加多少艱難險阻、還會承擔多麼重大的損失。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道難題，就這樣在毛澤東麵前變為一層窗戶紙，一下子就捅破了。我與其說是被其中的冷靜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驚，不如說被當年毛澤東那種實事求是、那種對中國社情和國情的洞悉所震驚。
我開始隱隱感覺到，這個黨及其領袖，並非像當時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
我帶著不解的思索走向社會，滿腹狐疑地打開毛選。合上毛選時，一種越來越清晰的東西在內心出現。我感覺似乎已經觸到了這個黨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如此有力的東西一旦能夠恢複，不愁勝利。
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在那段最讓人壓抑的日子裏，我趴在連隊的鋪板上，寫了有生以來第一篇長文：《我愛中國》。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來並不成熟，但對恢複我黨光榮與力量的渴望，以及對這個國家的信心，可以說已經躍然紙上。當時連隊一個綽號叫“大胡子”的戰友按捺不住，半夜一個人偷偷爬起來，去撕連隊牆報上“批鄧”的大標語，被起來上廁所的人看見。那個年代誰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幫他保密。但消息不免還是漏了出去。後來機關的人跟我們說：幸虧很快粉碎了“四人幫”，否則你們連隊已經被列為調查重點了，你們幾個都是調查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