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虎
我覺得，在總體上講，中美關係有幾點是不會變的：
第一，中美之間不會大打出手。原因很多，最基本的一條是，中美之間的全麵戰爭不可能有勝利者。中國人肯定打不贏美國，但美國經過這樣一場戰爭肯定也會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
第二，中美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場軍備競賽。從太空到網絡空間，從核領域到常規領域，從空中到海洋，從進攻到防禦，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到傳統安全領域。中國並不願意出現這樣一種競賽。但是我認為這種競賽和當年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有一個根本的區別：當年美蘇兩家都試圖謀求絕對優勢，而中國並不試圖謀求絕對優勢，中國謀求的是最低限度的有效可靠威懾。這就夠了。在這一點上，中國比蘇聯更聰明。所以，我認為戰爭在現在這個情況下不大可能打得起來。
第三，中美之間也不會走向冷戰。冷戰不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的事情，而是國家集團和國家集團之間的事情。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不結盟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多國家一起跟著中國和美國搞冷戰；中美之間的經濟聯係是如此的廣泛，如此的不可分割，所以走向冷戰對於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
袁征
我也覺得整體來講近期的中美關係還是比較平穩的。我方同意哈格爾一行參觀航母，習主席又親自出麵接見，整個來講還是強調合作，主流還是比較友好的姿態。硬話歸硬話，但雙方在很多地區、很多領域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雙方關係是一種合作和競爭並存的關係。雙方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同時雙方的矛盾，包括結構性矛盾，是明顯存在的，並沒有得到解決。雙方的戰略互疑在美國重返亞太之後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強了，其原因很複雜，既有新興大國和霸權國家之間的猜疑和矛盾，還有兩國在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上的巨大差異。近年來美方推進“再平衡戰略”多少給我方帶來了壓力。
從一開始，我就認為，美國“重返亞太”不是戰略進攻，而是一種戰略防禦。從全球來講，美國因為打了兩場反恐戰爭，形成“過度擴張”的戰略態勢，導致它難以承擔日益龐大的義務，就隻能實行戰略收縮，把主要精力放在重點地區。亞太地區發展很好，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利益越來越大，還有新興大國崛起，而又存在很多熱點問題，美國當然要把更多資源投入這一地區，這等於是對21世紀前十年的一個反思。所以這不是什麼“戰略進攻”，由於中國有形無形的力量在不斷增強，客觀上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力量格局，那麼美國實際上就是在采取一種戰略防禦。
在當下的東亞局麵裏看中美關係、
美國政策、中國行為
牛軍
在二戰以後，任何國家的過度擴張都會導致嚴重後果，這是曆史結論。9.11事件之後，美國反恐戰爭導致過度擴張的結果就是目前麵臨的困局，美國的世界地位遭受沉重打擊。要人類接受曆史教訓是非常困難的。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又麵臨性質相同的判斷問題。現在所謂戰略形勢的討論盡管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但從大背景上看，爭論的本質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命運，是過去的爭論在新條件下的繼續。各國家的大戰略部分取決於對2008年危機後資本主義能否重生的判斷。
2008年以來對資本主義曆史命運的爭論越來越深入，涉及到經濟、社會和民主製度等等，還不能說誰的判斷就是最終結論，但國家的戰略判斷一旦出錯，就會導致一係列後果。中美關係其實是這個大判斷之下的中層問題。我想談的首先是東亞現在是什麼局麵，在這個局麵中如何看中美關係，看美國的政策，看中國的行為。不能隻從中國現在發展的絕對程度和相對程度來看地區問題。我們現在的環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可以放在冷戰結束以後東亞地區的大進程來看，並進一步看在東亞的大進程中，中國起了什麼作用，把美國放在什麼位置上，即從更宏觀的曆史中看當前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
冷戰結束以後，或者進一步上溯到1970年代越南戰爭結束之後，東亞的本質特征就是繁榮，以致到21世紀，東亞繼歐洲和北美之後，成為第三個世界中心。中國的世界地位是建立在這個大趨勢的基礎上的，沒有東亞的繁榮就沒有中國的繁榮，同樣，沒有中國的繁榮也沒有東亞的中心地位。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就是如此的興衰與共，中國的發展要放在東亞繁榮這個大環境裏麵解讀。
東亞出現繁榮的過程不同於歐洲。歐洲在成為世界中心的曆史進程中，戰爭不計其數，直到二次大戰後，甚至都認為這個中心已經衰落了，歐洲在70年代重新興起也算是世界奇跡之一。歐洲的複興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它對依附在蘇聯帝國下的東歐國家產生了重大的吸引力（這種吸附過程到現在還在繼續，當前的烏克蘭局勢就是其表現之一）。蘇聯則因錯誤判斷戰略形勢，發動阿富汗戰爭並同時在世界各地擴張，導致力盡財窮。1980年波蘭危機發生時，蘇聯領導層已經明白，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像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進行幹預了。
歐洲複興的例子也說明，國家的興衰其實也不是那麼不得了的事情。德國在二戰中被炸成了粉末，日本被炸成一片廢墟，可是經過大約30年，又成了世界經濟中的老二老三——要是沒有中國，它們現在還是老二老三。國家可能會犯戰略錯誤，但選對了道路，還可以比較快地複興。曆史上從沒有“國家興亡在某一戰”這種事情，那是政治動員的口號。現在有一種籠統的說法，即大國崛起需要戰爭，或難免一戰。這是沒有曆史根據的，選對走什麼道路是最重要的，包括在戰爭中選擇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當年德國和日本如果不發動侵略戰爭，國家狀況會比現在好得多，戰敗後回到正確的、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才得以複興。
在東亞，幾十年來維持了基本和平穩定的局麵，這是東亞持續繁榮最基本的條件。到現在為止，我不認為這個局麵有根本性的變化。因為這個地方太繁榮了，各國都希望從這裏得到好處，各國都關注這裏，而且可以說不論哪個國家都不想破壞這裏的繁榮局麵。在這裏發生的激烈競爭與過去那種領土競爭從本質上講是不一樣，更多的是爭技術、資金、財富轉移等等。這種競爭依賴於這個地區能不能維持和平穩定的局麵。的確存在一些可能會引起地區大變動的因素，例如各方都想在這個地方想維持大致上的均勢，結果卻出現了軍備競賽的局麵。一方麵希望維持穩定，另一方麵擔心有人破壞它。現在問題不是有人想主動破壞它，但是大家都擔心它被破壞。有關國家缺乏互信，互相都帶著警惕的目光盯著對方。越是看好越想多占點；越想多占就越懷疑對方，這種氣氛持續上升，會使一些具體問題如領土爭端成為引發衝突的導火索。所以全麵認識和把握東亞形勢很重要。
我還想談一下在東亞地區繁榮過程中，中國的作用和貢獻是什麼。中國改革開放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的，當時就是為了依托東亞地區，利用東亞正在興起的繁榮。當時東亞的興起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美國為了冷戰的需要，向東亞國家開放市場，它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因此獲益甚多。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70年代末下決心加快中美正常化也是為了趕這班車，他同所有的曆史人物一樣極為重視曆史機遇，有曆史緊迫感。第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同盟體係與中美戰略合作是東亞能維持和平穩定的兩個基本條件。中美因結構性矛盾無法建立同盟，雙方隻能不斷找辦法來維持戰略合作，沒有中美戰略合作，這個地區就會出現動蕩甚至對抗。第三是把蘇聯的擴張和蘇聯的模式擋在地區之外，這也是決定性的。東亞地區不走市場經濟的路是發展不到今天的。二戰以後，蘇聯提供了與歐美不同的另外一個發展模式，中國也曾經學這個模式，後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就是要改變蘇聯模式，結果促成了東亞地區整體的市場經濟局麵，整體地進入到世界體係中，並成為世界的一個中心。可以說，中國的貢獻一是改革開放，二是與美日等國合作建立反蘇統一戰線。蘇聯解體後，原有的格局並沒有根本變化。沒有那些戰略性的事態，東亞不會有長期的穩定與基本和平，也就沒有現在的繁榮。
對中美關係，應該樂觀還是悲觀
朱成虎
但是，坦率一點說，我對中美關係不是很樂觀，是因為我認為中美關係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一個守成大國和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之間的基本矛盾，這就決定了兩個國家發展關係不可能一帆風順。該合作的必須合作，但是該競爭的一定會競爭。所以，我認為看中美關係應該從三個階段來看：在奧巴馬執政這一段時間，可能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但下一屆總統任期內，中美關係可能就會有很多問題。第三階段就是從中長期來看，比如十到二十年，我覺得中美之間的戰略攤牌是大勢所趨。攤牌並不等於大打出手，大打出手是不可能的。攤牌就是說通過一個或一係列的事件，來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意願。美國人現在的這些做法也是在小試牛刀，看你中國到底會不會規範自己的言行。如果你收斂一點，不跟我對著幹，可能還好一點；要對著幹，下麵可能有狠招要出了，這就是一種攤牌。當然，我覺得攤牌的點、時機、主動權，不在我們手裏，可能還在美國人的手裏。
但也不是說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就不能有所作為。我們需要認真做好準備，最關鍵的還是把自己內部的事情處理好。為什麼呢？
一是美國獨霸全球這個戰略目標是不容侵犯的。我把美國的戰略叫做：依托兩約、立足兩洲、控製海洋、擠壓俄國、遏製中國、獨霸世界。今天中國的發展，被美國認為是要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二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必須要有敵人，沒有敵人就沒有理由維持如此高額的軍費開支，沒有理由保持這麼龐大的戰爭機器，沒有理由維持這麼龐大的海外基地和海外駐軍。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誰最有資格做美國的敵人？當然是中國，中國是個大國，是個社會主義大國，是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大國。三是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在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麵的矛盾不可調和。四是中美利益碰撞不可避免。五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安全困境沒法解決、沒法回避。最大的困境就是和平發展能不能實現，這不是中國自己能決定的。如果美國認為你的發展對它有利，它會讓你和平發展；但是如果認為你必然會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那它為什麼要讓你順順當當地和平發展？六是美國實際上存在著“四個政府”：奧巴馬政府、國務院、五角大樓，還有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不妨回顧一下炸館事件和撞機事件。七是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達到了非常要命的地步。在中國是這樣，在美國也是這樣。它有兩麵性。在國內遇到較大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會更加突出。
袁征
美國從策略上充分利用和挖掘了東亞地區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利用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恐懼，在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試圖打入一個楔子，為它的“再平衡”戰略提供了條件。
但是美國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一是中美之間的互疑在加重。雙方在這一地區的博弈實際上是加強了。兩國之間的猜疑無益這一地區的穩定，美國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就沒有提出對華關係應該怎樣這個問題，但是第二任內就明確地提出來了，把對華關係作為它“重返亞太”、或者“再平衡”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公開提出來。
二是美國還沒有能夠消除東亞其他國家對於美國能不能在關鍵時刻擔負起義務這種擔心和憂慮。這次烏克蘭事件後東亞地區這些國家心理上受到很大衝擊，美國也已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