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教授
高端訪談
作者：黃蕊
能否把握國際格局發展趨勢成為關乎各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隻有把握好國際發展大勢，才能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掌握主動，贏得先機。不久前，本刊特約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教授，請他就國際關係中長期發展的若幹趨勢及中國如何積極應對等諸多問題，談了他們最新思考。
趨勢一：國際製度的網絡化進程強勁有力，越來越密集覆蓋至全球各個角落及領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聯合國誕生以來，國際製度一改過去幾百年間那種可有可無、若隱若現的狀態，其存在變得比較明顯，其功能變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戰結束、兩極對抗消失之後的最近二十年間，傳統的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方式受到廣泛批評，而有助於代表多數國家和地區意願的各種國際製度和規範逐漸活躍起來。例如，在國際貿易領域，人們見證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誕生及日益明顯的作用，尤其是後多哈回合進程中國家間經貿訴訟判決的衝擊力；在國際軍控領域，有全麵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公約的出台，有國際原子能機構之不可忽視的調查取證、谘詢建議角色；在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領域，先有《京都議定書》、後有“哥本哈根進程”的強力推進；在海洋國際關係領域，世人見證了被稱作“海洋大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生效，看到它對新一輪“藍色圈地運動”的製約；在國際政治和人權領域，產生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潛移默化地約束著世界多數國家的立法和司法進程；在解決各種地區熱點和局部衝突的集體安全領域，聯合國安理會越來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國不敢輕視的一個協商夥伴和決策角色。
未來的十幾年乃至幾十年間，這一趨勢將持續加強，更加細密、更加有力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和國際關係的各個方麵。雖然少數大國一直力圖幹擾或操縱國際製度，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各種國際利益集團的博弈也從未中止，各種國際製度和組織內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製度與組織的效能，然而總體上判斷，國際製度的網絡化進程不可阻擋，覆蓋麵將不斷加大（比如從傳統的高政治領域擴展至低政治範圍），執行力度特別是履約強度可能逐步提高，對主權國家的權力和各國民眾的生活均將產生更加深刻持續的影響。
雖然看起來，國際製度的興盛和強化是對民族國家主權的約束，但事實上，善用國際製度、順應時代浪潮的國家，能夠從國際製度網絡進程中獲得諸多利益，比如：主動讓渡邊緣性主權權利的同時增強自己對於核心主權權益的掌控等。國際製度與國家主權之間並非線性的此消彼長關係，而是呈現複雜的組合與互動，國家權力的弱化或強化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決策精英審時度勢、運籌帷幄的眼界和能力。
國際製度的這種演進趨勢，對於中國的未來有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期聯合國席位的恢複，是中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發出獨特而強大聲音的關鍵一步；20世紀90年代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從弱到強、由受動者到定價方逐步轉換的裏程碑；20國集團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可能扮演的監管、改造和協調角色，以及有關各方對中國關鍵位置的強調，提示著中國人在塑造國際體係方麵的一種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種新途徑；中國對於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坎昆回合的貢獻（及各方期待），體現出中國作為能源大國、排放大國、貿易大國、創新大國和決策大國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領域所擁有的巨大潛力與推動力量。毫不誇張地講，在幾乎所有主要國際製度中間，離開中國的參與，它們的代表性和功能發揮會越來越受到質疑；反過來，離開與這些重要國際規則與製度的積極互動，中國也可能比從前有更大的損失和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是一個顯著上升的互動趨勢。
趨勢二：國際製度改革提速，國際格局不斷調整，國際新興力量參與到各種博弈中來。
國際力量發展不平衡的局麵，正如列寧很早指出的那樣，在資本主義列強統治世界的幾百年間一直存在，主要表現為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爭奪市場和資源、控製資本流動和收益、掠奪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實力彼此消長與鬥爭。然而，在新的時期和背景下麵，發展不平衡的命題具有了更加積極的內涵與衡量尺度。
就國際製度的演變而言，未來中長期時段內，有幾個突出的特點：其一，從基本目標分析，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國（如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和中國、印度等來自發展中世界的國家），憑借自身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力圖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變傳統西方國家長期主宰各種重大國際製度的局麵；而傳統西方霸權國家（歐美日等國居核心位置）則千方百計維持舊的格局，包括打壓非西方競爭者，以避免主導權的旁落。考慮到傳統與新興國家實際存在的各種差距，尤其是後者崛起過程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困難與危機），不同勢力此消彼長的摩擦會不斷加劇，而取代過程則漫長曲折。這中間，不能排除一些新興大國中途受挫、停滯不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傳統西方強國重振強勢、引領新一輪競賽的前景。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展迅猛、又曾經在九十年代後期被亞洲金融危機重挫銳氣的印尼，便是前一類典型事例；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後期，也曾經有過相當低迷的一段，但隨著海灣戰爭的全勝和克林頓執政時期經濟榮景的出現，山姆大叔似乎依舊強大無敵。由此可見，看大國綜合國力競賽，切忌用簡單的加減法計量。
其二，從新舊交替方式看，一種可能出現的方式，是形成各種新的區域性力量中心，這些同時包含西方強國和新興大國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區強國（中東歐的波蘭、西亞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強力引導下，將依托本區域的經貿一體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發展一批區域性國際標準和製度框架（如歐盟法律框架、東盟安全共同體、西非國家貿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機製等），對原先國際間行用的相關製度規範形成挑戰或加以修正；另一種出現幾率相當大的方式，是在全球範圍調整原有國際製度的結構，重新分配投票權、資金存留比例、領導人國別來源或其他決策份額，經過長期而艱難的鬥爭較量，包括各種結盟與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種全球性國際組織和規範適應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從主要領域觀察，在全球層次上，國際製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將持續受到各方麵的關注與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領域，聯合國機製的變化、特別是安理會結構的改革，以及安理會所決定的集體解決國際衝突與維持和平的方式，將成為未來十年不同力量和聲音較量的一大平台；在經貿和環境領域，以八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為主要象征的傳統西方大國和新老國家並存的兩類國際機製，包括受到它們左右的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製的調整過程，將以互補、合作和競爭、超越的雙重博弈，通過複雜的磨合進程，在長期的此消彼長中，共同製約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在文化與社會領域，以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公約”、經社理事會與教科文組織為主要體現的國際文明製度及其規範，在被各國越來越多地利用來解釋本國的政治製度、文化戰略、外交方針合法性的同時，自身也將不斷地得到各種充實、修正和完善，成為更加顯著與有效的全球性倫理價值與國際法來源，有形無形地製約著世界範圍各式民族主義、“文明間衝突”、新生態政治和重大社會思潮的起落。
這裏特別強調一下安理會改革的必然性與複雜性。可以說，在當代各種國際機製裏麵，聯合國安理會對於國際衝突的製衡和對國際安全的推動是最重要的一個，綜合各方麵因素考慮，它在未來的作用可能還會上升。也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希望在這一機構裏有代表權甚至主導權，而六十年前在二戰結束背景下確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國的結構確實不能完全適應日新月異的現實。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爭暗鬥的安理會改革議論和各方博弈。作為常任理事國之一和唯一來自發展中世界的國家，中國對於國際集體安全這一中樞機構的變革，務必有全麵的統籌考慮和相應的戰略策略，例如，必須考慮日本、德國、印度等國入常後的實際影響，考慮廣大發展中區域的普遍代表權的實現，考慮與其他常任理事國的協調與磨合關係，尤其是考慮中國維護自身利益和承擔全球責任之間的平衡點，在研究界、主管部門和政治高層的密切磋商配合的前提下，提出中國的總體方案和具體步驟。這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係統工程，是一個長期而動態的調試過程，持續的時間將伴隨整個戰略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