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無法被準確翻譯成普通話的，勉強為之，則一定會失去很多神韻和味道，相信每個人對此都心有靈犀。普通話隻有4個聲調，而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的方言裏都有6個以上聲調，有些方言則完整地保存了古代的“八聲”；上海奉賢的金彙方言中有多達20個元音，被譽為世界“元音極地”……語言的這種豐富性所蘊含的隱秘的文化活力，豈是“語言交流工具論”所能領悟？
因此，方言中沉澱了文化——特別是文學創作——的寶貴結晶，並持續地激活著特定人群的生活形態。此外，方言還是地方戲曲、音樂等藝術的關鍵載體。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通俗官話裏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裏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至於方言所塑造的身份認同，則更是人們與生俱來和揮之不去的“鄉愁”。一位生活在杭州的客家人年輕同行告訴我，他不管去哪裏辦事，假如對方恰好也是客家人的話，肯定會順利許多。他有一次采訪一位美國華裔人士，事先做功課時知道對方是客家人。電話裏對方一開始還相當拘謹，待他的客家話一出口，對方立刻變得仿佛是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一樣熱情爽朗。“這跟距離沒什麼關係，主要是我們天然的情感紐帶在發揮作用。”
隻有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你才能對廣州人和上海人內心的敏感痛楚感同身受。
越來越多的民眾的覺醒促成了一絲轉機。
從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上海市各級政府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上海市語委辦已經著手在全市範圍內招募上海話發音人，它試圖用建立方言數據庫、繪製方言地圖的方式來完整保留20世紀初原汁原味的滬語。2011年底，上海的近百位教授學者聯名發表倡議書，呼籲政府鼓勵幼兒園、中小學學生在課間自由活動時多說上海話；在全市所有公交、地鐵、機場、碼頭等公共場合增設上海話通報；電台和電視台開設和增加滬語頻道和節目……
然而，說實話，我對這樣的努力並不抱樂觀態度。因為它們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沿用了過去的思維，即以行政力量推升一種文化的地位。在我看來，方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權力加持，相反，是去政治化，讓它們自由和自然生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應該建議政府做什麼，我們隻需要讓政府明白自己不應該做什麼。
我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他們青年時代移居上海以後，很自然地就融入了上海的語言環境。雖說他們的上海話到現在也說得很不標準，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非要借助普通話這個“工具”才能在社會上與人交流，就像今天的上海“新移民”那樣。而他們的下一代——我的姐姐們和我，都毫不費力地說著一口上海話，成為了真正的上海人。20多年前我在同濟大學和複旦大學讀書時的許多外地同學，大多也都能毫不費力地聽懂上海話，畢業後留在上海的，現在基本都會說上海話。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
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粵語是中國眾多方言中運氣最好的。可能唯有在廣東，地方方言能夠在官方廣播電視中占有那麼大的地盤。據說到外交部去考外交官，會說粵語還能夠加分一算你多懂一門語言。但粵語的這個強勢地位並非來自國家權力的特別關照，而完全是憑借它自身的優勢。簡單地說有三個原因：一是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經濟實力的輻射；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北伐”；三是數千萬說粵語的海外華僑。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粵語早已超越了特定地方方言的地位，上升為一種全球性的通用口語。在海外華人圈，粵語比普通話的“通用”程度更高，它是美國的第三大口語、澳大利亞的第四大口語。在中國以外的全世界，共有近7000萬人口使用粵語，他們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粵語經濟圈”和“粵語文化圈”。這就足以證明文化的自然生命力。
我並不想要阻擋文化的自然演化和生生死死，我反對的是以強加的政治敘事代替文化自身邏輯的削足適履，因為它將使社會趨於單一和封閉。
也許我家公寓樓電梯裏的那個小男孩長大後注定不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他的記憶深處永遠會保留這樣一片充滿溫情的天地，那是連接他和母親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