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重慶談判，在休息時間，毛澤東見到了在中共代表顧問團工作的華崗，十分欣賞地說：“華崗同誌，你的《大革命史》是一本好書，你為我們黨寫了一本好書啊！”
華崗一聽，心頭一熱：原來毛澤東同誌也看過他寫的書，還給他這麼高的評價！
此後，華崗還陸續發表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中國曆史翻案》、《五四運動史》、《辯證唯物主義大綱》等等著作。而且作為一個共產黨人，華崗還是國內《共產黨宣言》的第二個翻譯者，其中結尾處最著名的那一句呼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出於他的譯筆。
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年華崗能被稱為中共黨內的三大筆杆之一！——其他兩位，一是胡喬木，一是王芸生。
華崗與《新華日報》
1938年1月16日，在周恩來一手籌劃下，《新華日報》在漢口創刊，潘梓年擔任社長，熊瑾玎擔任經理，董必武向中央推薦華崗擔任總編輯。
那時報社的人員不多，工作十分繁忙。華崗剛從國民黨的監獄中走出，還不到三十五歲的他，連走路都要拄著拐杖，作為總編輯，掌握編輯部的全部編務工作，從新聞和文章的審閱修改、社論、專論的撰寫，一直到版麵的編排以至校對工作，都得親自動手，一一過問。這一攤事情，別說是一個遭受了5年監獄的折磨、身體虛弱不堪的人，就是一個正常健康的人也難以獨自支撐。但華崗竟每天一走進辦公室，就扔掉拐杖，興致勃勃地審稿，寫稿、編稿、校稿，策劃版麵，通宵達旦，從不知疲倦。所以，當年在新華日報工作的熊複在回憶文章中稱華崗是“一個學識淵博、文思敏捷的學者”；而石西民同誌則稱讚華崗“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
1937年至1939年，是中共的多事之秋，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在江南一帶處於統治地位，王明在黨內以家長自居，對下屬對同誌頤指氣使，稍有不同意見就橫加指責，輕則給人扣上各種帽子，重則進行迫害打擊。但華崗始終堅持黨中央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以《新華日報》為陣地，理直氣壯地撰寫和刊發各種文章，抵製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和家長式的統治。
對此，作為長江局負責人的王明，自然對華崗十分忌恨，各種打擊報複也就隨之而來：先是對華崗進行警告恐嚇，到後來，見華崗我行我素不聽指揮，便暗中利用自己在報社內的勢力製約排擠華崗，身為總編輯的華崗，已經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手腳，常常連刊發一篇重要文章的權力都被剝奪了，在其他工作上就更沒有什麼發言權了。後來，王明索性以華崗違抗領導的罪名，拆掉了華崗的總編職務。據石西民同誌回憶，華崗早在1938年初，就對他說，王明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中國革命的希望在延安，中國革命的領袖是毛澤東，處於權力巔峰的王明豈容如此“攻擊”，於是他對華崗在《新華日報》的工作百般挑剔和指責，並強行組織對華崗開批判會，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直批判到華崗吐血倒地為止，原先一個生氣勃勃的報社，弄得人人自危。
離開了《新華日報》，雖百般無奈，但華崗並沒有對革命失去信心，他先是在一個小鎮租了一間房子專心著作，之後又上東南戰場做戰地記者，深入前線，采寫戰地通訊。第二年，他從東南戰場回到武漢，又奉命帶領一部分編輯和業務人員，攜帶部分物資，乘船到重慶去籌辦《新華日報》的遷渝工作。
再忙的工作都沒有打斷華崗的著書立說。在1939年和1940年間，華崗編寫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全書分兩卷，1940年由上海雞鳴書店出版。此外，他還寫了《社會發展史綱》、《蘇聯外交史》和一些曆史論文。其中《論中國曆史翻案問題》、《曆史為什麼是科學和怎樣變成科學》、《論中國社會曆史發展阻滯的基因》，後來彙編成《中國曆史的翻案》一書，1948年由上海作家書屋出版。由此，中共中央宣傳部研究室負責人朱能曾如此評論說：華崗同誌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力行者、記錄者和宣揚者，他對曆史事變迅速作出反應的膽識、能力和勇氣，表明他是不可多得的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學者 教授 校長
1949年9月2日，華崗按照中央的指示從香港抵達青島，準備赴北京任職，到青島時，與當時任軍管會主任的向明相遇。交談中，向明得知華崗要去北平赴任，便極力挽留，他明白全國剛剛解放，正在用人的時候，而華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他執意想把華崗留在山東工作，共同好好幹一番事業。
此時，華崗正遇腸潰瘍發作，經請示中央同意，也就暫留青島養病了。
華崗雖說是留在青島“養病”，但他還是很快和山東文化教育界發生了聯係。加上全國剛剛解放，教育培養人才是當務之急。於是經山東省領導的請示，中央也就同意華崗留在青島工作了。
開始，華崗以教授的身份給學生講授《社會發展史》這門課程。並一邊講課，一邊整理舊稿；他將自己四十年代編寫的《社會發展史綱》加以修訂，由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還把自己在香港和青島發表的相關理論文章彙編成集，取名《目前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和任務》，由上海海燕書店出版。這些著作，一時成了大學的極好的教材。而且證明：華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大膽提出的如大學教育必須重用專家學者，學校管理必須有懂專業的人掌管等等觀點，都是非常及時，非常正確的。
1950年冬天，原在濟南的華東大學遷到了青島，與青島的山東大學合並，成立了新的山東大學，教育界許多有識之士提出，山東大學很需要一位懂學問又有領導才幹的人來主持大學的工作，他們一致認為華崗是最合適的人選。1950年11月，在周恩來總理專門打電話征求華崗自己的意見之後，華崗被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同時兼任《哲學研究》編委。
華崗是被“趕工”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的。但其實在此前一年多的教學中，華崗以自己的才學和為人，在山東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中，已經樹立了極高的威望。聽到這個任命，全校沸騰，老師學生奔走相告，說：山大有專家當校長了，我們有華校長了！山大有希望了！
而得知自己被任命為山大的校長，華崗深感意外，他還沒足夠的思想準備，一是自己身患多種疾病，身體沒有完全恢複；二是一校之長，方方麵麵，諸多事務，深感責任重大；三是自己還沒有上過正規的大學，一切知識都是平時靠自己自學的。這下，對執行黨的決定一向雷厲風行的華崗有點為難了：他生怕自己的學識和能力影響黨的事業。
在向明得到消息向他祝賀時，華崗說：老兄，別祝賀得太早，這副擔子能不能挑起來，我還不敢說呢！向明說，你老兄還怕什麼，滿肚子的墨水，這下有用武之地了，你就放開手腳盡情揮灑了！有什麼事，開口就是，我給你當後勤部長就是了。華崗一聽，欣然一笑：既然組織如此信任自己，戰友如此支持自己，他還能有理由害怕嗎？
華崗擔任“山大”校長期間，有童第周、陸侃如當他的副校長，一位是著名的科學家，一位是著名的文史專家。後來，他又聘任了教務長、總務長，及各學院的院長，這些人都由他一一考察，都是專家或有大學工作經驗的人選。
華崗上任，配好班子，第一步，就是到處招募人才，因為他認為：想要辦好大學，人才是第一位，有好的老師，才可能有好的學生。而在學校的管理上，華崗更是極為民主，有事就和童第周、陸侃如及各學院的院長商量，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用華校長的話說，叫：事理兼顧，求同存異。特別是在有關學校發展的大政方針上，他更是虛心聽取方方麵麵的意見，如院係分設、招生規模、教師配備、經費籌劃等等，都反複征求意見，商量比較，然後拍板，從不官僚武斷自作主張。凡是和華崗共過事的，不管是搞行政的還是搞學術的，都能感受到華崗那種正直、謙和、豁達、心胸寬廣的人格魅力，都能放心放膽幹事做學問。所以，華崗在任時的“山大”絕對是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一個不可多得的黃金時期。
86歲高齡的著名曆史學家趙儷生一說到華崗就激動不已，滔滔不絕。他回憶說，就是華崗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我才到山東大學來任教的。趙先生原來是在東北的，要遠離家鄉，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情有不願，而還有最重要的是，他有許多貴重的書籍資料，很多是國內的孤本，要去任教，這些寶貝怎麼辦？據說，正是因為當年華崗同意派專人專車不遠萬裏從東北將趙先生的數十箱圖書資料運至青島，趙先生才欣然接受邀請來山大任教的。華崗知道一位學者書籍資料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教學和研究與之須叟不能分離。由此可見，華崗對人才的尊重，對學術的重視。當年被華崗“征服”的學者不僅是趙儷生，還有許多。在山大，對自己論文十分自負的趙先生隻允許一個人改動自己的論文，那就是華崗。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山大”的“兩大民主”聞名全國高教界。一是管理民主，一是學術民主，凡是學術問題都可以自由探討、百家爭鳴。為了讓學術探討有個好的陣地，華崗還在“山大”創辦了學術性刊物《文史哲》，並親自擔任社長。這個刊物開一代新風，不僅帶動了“山大”的學術研究之風，還造就了一大批學術人才，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據記載：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同誌看到《文史哲》後，就在一次大會上，讚揚刊物辦得好，號召各高校向“山大”學習。於是一時各種校報校刊如逢春風，花開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