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倫理學
文心
作者：王德威（美國）
王德威
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係講座教授。著有論述《眾聲喧嘩》、《如何現代中，怎樣文學？》、《曆史與怪獸》等十餘種。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搜集了張愛玲與夏誌清先生的通信一百一十八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十六封半（見夏序說明）。張愛玲給夏先生目前現存最早的一封信是1963年5月9日，最後一封信是1994年5月2日，距離她逝世的時間（1995年9月8日）約一年零四個月。誠如夏先生所說，早期的通信因為搬遷之故，必定還有佚失；夏先生回複張愛玲的信也多半沒有保存。但這三十一年之間所留存的信件已經足以成為文學史“張學”研究的重要材料。
1961年初夏誌清先生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小說的成就，並肯定她的位置居於多數五四作家之上。當時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學鬥爭方興未艾，夏先生對張的品題可謂出人意表，也足見他的洞識與勇氣。以後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後在中國大陸，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到了新世紀之交，“張愛玲”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象資源。
由這個觀點來閱讀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於1970年代以後逐漸斷絕外界聯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與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後，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隻字都散發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或宋淇夫婦可能收到的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傳統觀念而言，夏先生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張對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難從她的信中看出。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她寫信的姿態是矜持的，就算談自己的作品和充滿災難的生活，也帶有一種客觀語調，並不輕易露出底線。在這一點上，她其實對所有的通信者一視同仁；任何想從張、夏通信中找出秘辛八卦的嚐試可能並不容易。即便如此，細讀這些信件，我們還是可以了解1963年以後張愛玲的行止，她的創作關懷，還有潛藏在字裏行間的汩汩溫情。
相比之下，夏先生給張愛玲的回信，還有他對張信所作的注解，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於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作運動等。他更勇於發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象張當年讀夏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
我以為夏張通信可以作進一步的解讀。這些信件提供第一手資料，說明張愛玲在六O年代以後創作事業的起伏。像是從1963年《金鎖記》準備英譯，到Pink Tears寫作、出版不順，輾轉改為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怨女》）的原委；《十八春》改寫為《惘然記》（《半生緣》）；與港台出版者如平鑫濤的合作等過程，我們雖然已從其他材料知其然，現在根據張愛玲的信件更知其所以然。另外如七O年代信中提及的自傳創作，到了2009年《小團圓》出版，才算真相大白。早在1965年張已經對翻譯《海上花列傳》表示興趣；此書成為她以後二十年最大的工程，遺憾的是身後才終於出版。六O年代末後張因為《怨女》而對《紅樓夢》重生興趣，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寫成《紅樓夢魘》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