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吳琪
與其把卡紮菲看做一個國家領袖，實際上他更像一個放大版的貝都因傳統部落的酋長。卡紮菲對這個世界的所有現存製度都表示不滿，否定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認為隻有他的人民直接執政最好，但是他建立的“民眾國”卻是個人高度集權的國家，與現代政治製度逆向而行。新政權直到1970年12月才發布了它的一個施政綱領。確切地說，它並沒有說明國家的發展方向，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驅逐外國軍事基地，國家團結，取締所有政黨——所有這些措施都被小心翼翼地和伊斯蘭精神掛鉤。
在執政的40多年裏，卡紮菲一直支配，並樂於不斷調整利比亞社會的財富分配。在“黃金10年”，他向民眾慷慨解囊。政府在住房、醫療衛生以及教育等公共領域的投資大大增加。但是隨著卡紮菲家族和相關部落的權力建構，利比亞的政治製度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牢籠，家族和小利益集團成為石油財富的最大受益者。卡紮菲被本國民眾拋棄，正是他用原始辦法管理現代國家的後果。
物價上漲、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加大，這些困擾著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的難題，被阿拉伯世界諳熟互聯網、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一樣享有基本民主權利的年輕一代，演變成了一係列中東變局。卡紮菲的垮台將標誌著阿拉伯世界在位時間最久的統治者的倒台，雖然他曾在長年與美國的對抗中巧妙地周旋於各種國際勢力，利用利比亞優質獨特的石油資源獲得談判砝碼。
阿拉伯世界由內而發的變革，被普遍看做自20世紀50年代阿拉伯民族運動以來，這一地區最具深遠影響的一場變化。西方認為，中東各國要求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強大呼聲，正在重塑地緣政治格局。對本土自由的渴望，勝過了對西方的敵意。
對於是否要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幹涉，歐美國家曾有著不同的利益推敲。德國前外長、曾任駐美國和英國大使的沃夫岡·伊辛格告訴本刊：正是先前發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和平的政權更迭，讓歐洲人都抱定了一個信念——和平變革是順應時代的。卡紮菲宣稱要在班加西屠城，在這個時候顯得異常不合時宜。盡管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危機決策時刻，歐洲領導人都怕自己違背了時代的潮流。歐洲國家在這一刻，找到了一個情緒發泄的出口。薩科齊決意讓法國扮演急先鋒的角色，既有與卡紮菲個人的間隙，也在為他明年參加的總統選舉造勢。
美國原本認為自己在利比亞的利益是中東北非地區中最少的，對進行軍事幹涉猶豫不決。在克林頓政府中任職、因未能製止盧旺達大屠殺而無法擺脫罪惡感的蘇珊·萊斯，哈佛大學專門研究人權問題的年輕左派教授兼記者薩曼莎·鮑爾，在這個時刻發揮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另外，與當年美國把“洛克比空難”的罪責歸於利比亞一樣，“幹涉利比亞看起來是個又快又輕鬆的軍事行動，與幹涉其他的中東國家，比如敘利亞相比，政治風險要小得多”。
對歐洲人而言，歐盟的5億人口與北非地區1.7億人比鄰而居。“這些人自西向東，從摩洛哥阿加迪爾一直到埃及的塞得港，就在歐洲的門口，憧憬著繁榮和民主。”利比亞既可以成為他們打開北非之門的鑰匙，又有可能成為帶來難民、宗教極端分子的不安全通道。美國既要表現出對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的“支持”，又不希望真正卷入利比亞重建的泥沼。在利比亞民眾起義之前，西方的利益已經在利比亞得到了充足的保證，例如利比亞最大的油田和潛在氣罐的勘探都掌握在西方石油集團的手裏。但是在西方人認為更為牢固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權迅速倒台後，為了及時表現出自己站在“曆史正確一方”的強烈意願，對中東民眾呼籲的順應，並埋葬與突尼斯、利比亞等舊政權合作的尷尬記錄，拋棄比穆巴拉克政權重要性更小的卡紮菲，實在不是個為難的抉擇。
隨著利比亞戰事謎底不再，人們或許才意識到利比亞正走上一段後果難料的漫漫長路。推翻卡紮菲的統治成為各股力量合力的目標。但是在軍事破壞之後，利比亞這樣一個北非國家如何重建，才是變革能否變得具有意義的核心價值所在。對於一個所謂新崛起的中東，歐洲和美國又開始擔心他們在失去曾經合作的“老朋友”之後，會不會麵臨一個更加不確定的、讓自己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可能受到威脅的陌生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