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與中國藝術教育
特別策劃
作者：吳戈 尹雯
起於近代的“中國夢”是富國強兵、重返大國、民族複興的“強國夢”。方法、途徑、理想各式各樣，但避免亡國滅種、力圖重新崛起的夢想卻是一致的。洋務救國、實業救國、軍事救國、教育救國……最後，中國共產黨人尋找到的是中國特色革命的救國道路，首先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民族革命解決政權、主權等主要問題，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土地革命基礎著手，堅持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結束了民族屈辱的曆史，解決了民族獨立、主權完整的根本問題。與此相配合，在這雄壯宏偉的曆史演進中，各種進步力量和積極行業的所有努力指向，都是“強國夢”。延續至今，長盛不衰，熱力不減。
當代的“中國夢”，延續了這種夢想，實現夢想的手段、方法、途徑已經因為條件、局麵、形式而不同，但夢的指向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強國，仍然是“中國夢”的基本底色。
在“強國夢”的曆史實踐中，藝術教育的發生、起步、發展、繁榮，也伴隨了“強國夢”的始終，是近現代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強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強國夢”的藝術教育起步：應用工藝與圖畫繪事
近現代的中國學校教育，引入藝術教育，最早應該是當今看來屬於工業設計、手工製作的初級知識和動手能力教育。為什麼是這樣，要與當時的曆史背景與社會情況聯係起來理解。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近現代藝術教育，是中國近現代教育興起和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廢科舉、辦新學、派留學，是中國近代求變圖存在教育體製上培養人才以圖策應社會改革的重大舉措。在新式學堂裏出現的學科，除了格物、算學、化學、工程、建築、幾何、倫理之類新科目之外，還有圖畫，手工。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規定，各級小學堂、中級學堂、師範學堂都開設圖畫、手工、體操，1909年《學部請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折》又將原來開設在蒙養院與小學堂的歌謠課或樂歌課納入了普通小學教育。當今看來，這是中國近、現代教育裏藝術教育的起始。
歌謠也好，樂歌也罷，主要是語言訓練，是教學開展進行的張弛理念所選，但也可以算是藝術教育的啟蒙。而圖畫一類，從嚴格意義上說，與我們當今的藝術教育裏的美術繪畫有很大不同，但看作是早期應用藝術教育或者叫做工藝學的初級內容，也是沒有問題的。
辦現代學校，是中國從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現實中沉痛反思自己的文化、人才、教育、體製後的社會產物。所以，建立各式各樣的學堂，造船、辦廠、開礦、建鐵路、造槍炮、興紡織、搞印染……新興產業在中國興起，需要人才。人才稀缺，首先就從興辦新式教育著眼。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這些權傾當朝的重臣就上書朝廷，為積貧累弱的國家培養振興人才，其途徑就是積極開辦洋學堂。這可能令當今的藝術家感到吃驚，近現代的學校藝術教育活動的起步，是當今所歸類的應用藝術教育，並非在藝術院校，而是在軍事學校或者師範學校。造槍械、鑄火炮、造船艦一類工業內容，最為廣泛地涉及了繪形、製圖、工藝流程等現實內容，要求工程人員要有相關能力，否則，學來的工藝流程圖都看不懂。而中國的私塾、書院裏，從來不教授這類巧奪天工的東西，也不教授手工、製作一類東西。在西方教育的影響下，洋務派大臣和秉承教育救國理念的先驅在專門學堂設置圖畫課、繪製課和手工藝課程，也在師範學校開設相關課程，目的在於讓將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具有圖畫、手工能力，去提升整個國民的圖畫、手工製作能力。
這些努力，實際上與教育興國時想要研究別人強大的道理、學習別人強大的做法、富國強兵的夢想有關係。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製”是“師”的目的地，“師”是“製”的出發點。
中國傳統教育求學活動中，民間訪學、遊學式的“訪師尋友”或“拜師學藝”的授徒、切磋活動不少，但是，現代教育方式的藝術教育，卻是新鮮事物，與曆史上寄情山水的士大夫人格、遁世佛道趣味的文人繪畫無關，近現代以來的藝術教育活動所注目的，是受教育者經世致用的能力。簡單說，就是繪圖造器的本領，是工業設計意識培養或者工藝製造教育的初級階段，很大程度屬於工科中的工藝學，也可以看作是較低程度的應用藝術教育。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國中小學的藝術教育已經全麵鋪開，當時與內地交通十分不便的雲南兩級師範學堂、勸學所等辦學機構裏，已經展開音樂、圖畫、手工、刺繡等傳統教育活動裏沒有的內容，都成為課程了。
不管從哪一種角度去歸類這些課程，都可以肯定，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的起步，實際上與經世致用的“強國夢”連在一起。藝術教育的起步，是應用藝術教育的起步。
藝術教育“強國夢”的內容：“美育代宗教”
如果說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東渡日本，一方麵是想要通過日本這個西方科學技術和其他知識的中轉站學習強國本領；另一方麵也想考察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國是如何創造了迅速崛起的發展神話的。這就叫做“既學師傅，也訪徒弟”。我們的考察者，更多注目的是，日本人如何學習西方、學到了什麼。我們的留日學生“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魯迅在膾炙人口的《藤野先生》中敘述過一件小事，卻承載了當時留學生的記憶傷痛，表達了中國救國先驅的共同恥感，一經讀過，便不能忘記。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會不可避免地重溫到魯迅心中翻騰過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性。魯迅在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醫，從一件那個時期常見的事情中感到了民族自尊心深受刺激：課間看時事電影，記錄的是日俄戰爭，其中有中國人作為俄方間諜被抓住、砍頭，而熱鬧的圍觀者，多半是中國人。被砍頭的中國人和作為“看客”、麻木地圍觀砍頭的中國人，不由得讓人想到：東亞病夫即使有了健康、有了強壯的體魄，但愚昧、懦弱、弱智依舊，不也隻是看殺或者被殺的材料嗎？由此，魯迅毅然棄醫從文，要去喚醒國人，拯救麻木的靈魂。這深刻的醒悟，幾乎成為“讀書救國、經世致用”的中國人老幼皆知的事情。固然這僅僅是時代改變人生選擇，希望自己的奮鬥有益於民族昌盛、國家強大的先驅者的個人事跡的一例，但是，追溯許多聞者達人的成長史，會明白，魯迅這樣的“棄”與“從”的選擇，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在時代催逼、民族自覺和國家感召下的群體行為與血性選擇。“啟蒙救亡”，成為中國“強國夢”的社會思想主潮。
拯救國人靈魂，啟開社會懵懂，成為近現代中國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藝術家的努力出發點。中國人其實缺少宗教情感，所說流行的宗教，常常近乎於迷信。民眾間的燒香跪拜，往往不為信仰，隻求“五福”；生活裏的陋習風俗，常常不明事理，隻信鬼神。
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靈魂人物蔡元培，曾經提出了“以美育帶宗教”的號召，並在後來不斷完善這個概念。不管在過去的“當時”，還是在後來的“當今”，這個概念都會引起爭議：美育美感的藝術與善念善行的宗教能否互相替代？美育是美感教育還是藝術教育？
但是如何解釋、怎樣爭論都不要緊。隻要認識到一點：蔡元培的提倡，的確為藝術教育在中國教育格局中獲得了地位。而且，從美感美育出發，藝術教育就步出了應用藝術、製作工藝的範圍，走向更廣闊的、接近於當今所言的藝術概念內涵。這在教育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且，藝術教育的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1912年到1930年間，蔡元培作為教育總長、大學校長、著名教授、社會名流，其角色不斷變換，但見解卻一如當初，都在不遺餘力地提倡“美育”。是作為通識教育的美感教育？還是作為美感曆史、方法和欣賞美、創造美的技術、能力的教育？盡管有爭論，但是，在中國教育發展的起步時期，這種提倡與引導，在現代學校中為藝術教育的發展贏得了生存機會和發展空間，是我們的民族應該記得的偉大事件。當時的新型教育，致力於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和培養國家可用棟梁，從蔡元培為教育搭建的知識構架——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中可以看到，美感教育作為“不可偏廢”的人才培養內容進入了中國教育的領域。完全可以把“美感教育”“美育”在中國教育界的被提倡，看作是中國藝術教育發展的一次契機。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之下，中國藝術教育在“美育”教育思潮下更蓬勃地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