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下的非政府組織研究
名家觀察
作者：齊潔 毛壽龍
摘要：當今，新的技術支撐體係下湧現出各種新的媒體形態，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完善和民眾意識的提高為媒介和媒體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從而進一步的加快了全媒體時代的的形成。因此，文章主要研究非政府組織在全媒體時代下，通過資源依賴理論，如何順應時代潮流，與媒體形成良好的協作互動。非政府組織應該借助這個機遇，強化自身素質，迎來全麵進步，體現組織訴求、施加對於社會的重大影響，從而推動社會進步。
關鍵詞：全媒體時代；媒體；非政府組織
近年來，各類電視、報刊、網絡、學術研究中頻頻出現“全媒體”這一個熱點詞彙。中國人民大學的彭蘭教授認為：全媒體是指一種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與策略，及運用所有媒體手段和平台來構建大的報道體係。它構畫出了由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等組成的複雜網狀圖景。同時，各個媒介的組合之間的全麵互補與互動，形成了立體動態覆蓋，實現投入最小，傳播最優，效果最大。
據CNNIC2013年1月發布的第3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不僅如此，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移動互聯網絡異軍突起，手機網民數已占網民總體的74.5%，這使網民的表達與參與更加方便快捷。
一、 “全媒體”時代性分析
在集權社會中，傳統普通媒體受到了政府的控製，媒體所存在的作用主要就是為政府服務，長期承擔著“政府之喉舌”的功能，很少的可以反映民聲。可以說是在一種命令型體製下作用，完全成為了宣傳政府或政黨的意識形態的部門。
現代社會中，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政治改革以及社會的開放，社會發展要求媒體真實的反映新聞事件，全方位的傳遞來自各方麵的聲音，體現現代媒體的職業道德。市場化的需求拉動了媒體之間的競爭，積極、客觀、覆蓋麵廣的媒體是現代社會的所追求的，一些新興的“網絡媒體”或“獨立媒體”蓬勃發展，淡化了媒體的“官”“民”概念，其社會公信力更強，大眾接受程度更高，同時也影響和促進了官方媒體，使各種媒體開始調整運營理念，擴展自己的報道空間，以求符合社會普遍的需要。這樣也就形成了新的階段，即“全媒體時代”。
全媒體時代加速了“個人社會化”的過程，大眾參於社會活動的主觀意識和能力都得到加強，社會責任感提升，形成了一個輿論參於的大環境，多種媒體對於政府行為的監督越來越全麵，政治參與不再是處廟堂之高的精英們的專有遊戲，正襟危坐的政治家和嬉笑怒罵的草根屌絲有了一個同等高度的平台。黨和國家的政策投放和政治動員可以藉由草根階層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取得實時、迅速的效果。
那麼，對於在全世界以及我國迅速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全媒體時代”對其也產生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二、 非政府組織發展現狀
我國政治改革和經濟體製轉型以來，國家統一配置資源的格局開始瓦解，市場需求逐漸成為調節社會活動的重要杠杆，宏觀經濟結構總體變化趨勢明顯。在“國退民進”的大環境下，隨著“個人社會化”的進程，非政府組織作為承擔大眾社會責任人角色表達意誌的平台，得到快速發展，從而日益獲得了政府以及社會的認可，填補了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空白，承擔了部分政府無力或不願承擔的責任。它通過自身的社會活動來幫助協調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擴展了政治邊界，使大眾能更加直接的行使公民權利，表達公民意願，參與社會管理。
非政府組織（NGO）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主要開展公益性、互益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獨立的民間組織。近年來，我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一些社會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藍天救援隊”在玉樹地震、雅安地震等救援中，以其出色的專業搜救、醫療、車輛、通訊保障能力，為挽救生命搭建通道，體現了民間組織的責任感和專業素質；“格桑花西部助學”是由關注西部的誌願者自發組織的民間公益性助學組織，多年來資助貧困地區的兒童多名，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同時，在環境保護、物種保護、家庭暴力、農民工維權等領域內也陸續出現一些小型非政府組織。其工作不僅彌補了政府在工作開展中的部分缺陷，充分體現了其在社會活中的重要性，也對社會起到了積極的引導和示範作用。
但是，我國非政府組織目前的發展還是不盡樂觀，原因如下：
首先，非政府組織“錢景”慘淡。由於其非營利的特性，沒有經營性的利潤供養，主要依靠民間捐贈、服務收費、政府補貼和國外援助等形式籌集資金。據調查，以2005年為例，有81.5%的環保民間組織籌集經費在5萬元以下，有22.5%的基本沒有籌到經費。由於經費不足，超過60%的環保民間組織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96%的全職人員薪酬在當地屬於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職人員基本沒有薪酬；有72.5%的環保民間組織沒有能力為其職員提供失業、養老、醫療等福利保障。
其次，非政府組織“枷鎖”繁重。我國的非政府組織目前受到“分級登記，雙重管理”的政策製約，經常是陷於“一個媳婦多個婆婆”的困境。對於“官民二元一體”的非政府組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獲得到政府的承認以及政府的補助。“中國紅十字會”，可以借助官民一體的身份，通過政府資源可獲得大量企業捐助，在一些領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缺乏透明度的模式，並不被廣泛大眾所認可，一個“郭美美事件”事件就可將其公信力降到穀底；而對於沒有通過政策門坎接受的非政府組織，他們長期處於一種灰色地帶。沒有合法的身份，不能得到政府認可的支持，在接受國外援助方麵也難以為繼，在獲取資源，開展活動以及表達利益訴求等方麵都受到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