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除了太學這種大學性質的學校，便是特殊性質的學校，比如“鴻都門學”、“四姓小侯學”等。
鴻都門學創立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年)二月，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產物，即宦官派為了培養擁護自己的知識分子而與士族勢力占據地盤的太學相抗衡的產物。又借漢靈帝酷愛辭、賦、書、畫的緣由，辦了這所新型學校。
而四姓小侯學則是東漢貴族學校的一種，專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學，又稱“官邸學”。四姓指東漢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稱小侯。明帝時崇尚儒學，特為四姓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學。
在中央官學之外，便是地方官學了。
漢武帝時，推廣文翁興學的經驗，曾“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布地方官學學製。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普遍設學：設在郡國的稱為“學”，設在縣(縣、道、邑、侯國)的稱為“校”，設在鄉的稱為“庠”，設在村落(“聚”)的則稱為“序”。司馬徽所說，便是這項製度。
隻是這項製度雖早在漢武帝時期便已經建立，卻並未切實貫徹執行，漢朝地方學校的興辦仍然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意願。因此，地方辦學並不普遍，已辦起來的學校也少有能維持長久的，或者是僅存虛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馬徽適才方有“重開”之語。
郭斌道：“學校庠序同時設立，所費彌多，況且學官培養不易，陽翟縣學之中眾人就學時間不長，若抽調過多人等為學官，恐怕多有不便。”
司馬徽點點頭，他當然知道郭斌並非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之類的庸人，便問道：“那你的意思是？”
郭斌道：“將陽翟縣學升格為潁川郡學，然後在各縣之中設立縣學，至於庠序，則交由地方各族分別建設吧。”
“然則，縣學之中學子如何入學？如何選拔？可是依照陽翟縣學例？”司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開口便問到了點子上。
若是依照陽翟縣學的例，那麼對於整個潁川郡勢必又是一項重大的財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潁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撐起全郡中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對財政的壓力無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顧一切搞教育，郡中財政想要顧及其他的話卻也是難能了。
因為若是依照陽翟縣學的例子，所有適齡學子上學是不需要繳納學費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飲用之外，中午還要免費提供一頓飯食。除了這些之外，財政還需要投入大量財力用以建設校舍、雇傭教員，每個學生入學之初，還必須人手分發一個用以練字、記錄之用的黑板，另外每個學年每個學生還有一個厚厚的空白記錄冊子。
這一樁樁一件件所要耗費的財賦，看起來雖不甚起眼，可一旦數量大了，卻成了一筆不小的開支。如今方當亂世，黃巾之亂雖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盜賊卻是猖獗一時。因此，各地官府與豪門大戶紛紛大量囤積糧食，修整武備，哪裏有多餘的銀錢放到教育上？
每個學年給學子們分發的這個冊子，是用來記錄每日裏先生所授課文之用的。因為如今活字印刷術的研製還遠未成熟，新的造紙術也還沒有大規模普及，故課本的印刷便成為困擾陽翟縣學的一大難題。經過一番討論後，方拿出了這麼個解決的法子。這樣雖省不了造紙所必須的花費，卻既省卻了單獨印刷課本的成本，又通過手錄課本使得學子們鞏固了知識。
為了防止手錄之時出現謬誤，郭斌專門拜托司馬徽仿照蔡邕等人在國子監門前刻印《熹平石經》的法子，於陽翟縣學門外刻印了新學的課本，以供學子傳抄、勘誤。此外，也為校外有誌於新學之人抄錄、流傳，因為新學考試成為陽翟縣衙中吏員錄取的標準，“陽翟縣學石刻”前也慣是熙熙攘攘，遊人、學子摩肩接踵。可以預見，隨著郭斌地位的提高，逐漸掌控整個潁川郡，這種情況隻會愈演愈烈。
無疑，隨著郭斌對潁川郡掌控力的提高，這種選拔吏員的製度必會推廣至潁川全境，新學在潁川郡中的崛起已呈不可遏製之勢，而潁川郡經濟的迅速發展又會反過來推動新學在大漢天下影響力的擴張。由潁川郡中陽翟縣內伏龍山莊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山寨興起的新學的星星之火，已隱隱然有了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