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古韻精魂
傅光明
一
作家的童年經曆對日後創作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大，淩叔華亦不例外。她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就是以她的童年生活為題材。到了晚年，經常泛際於腦海的還是十歲以前的童年。她的父親淩福彭是典型的舊式文人，清光緒年間，曾與後來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同榜中進士，並點翰林，家中一時是盛友如雲。像辜鴻銘、齊白石、王竹林、陳寅恪等，常到淩府聊天。她因嘴饞，常圍著邊吃茶點邊高談闊論的他們打轉，無形中耳濡目染學了很多東西。齊白石、陳半丁教她畫畫，並送了她一箱子畫稿。辜鴻銘像私塾先生似的教她背詩，學英文。“那短短的一年，對我學英文的基礎確放了幾塊紮實的石頭，學詩，也多少給我一點健康的啟蒙。”
正像《古韻》中寫到的，淩叔華出生在一個舊式文人的大家庭，父親共娶過四房太太（小說中寫的是七房），也算妻妾成群了。所以，淩叔華打小就見慣了姨太太為爭寵幸、地位而吃醋（小說中有很精彩的表現）。她的母親是三太太（小說中是四太太），生了四個女兒。姐妹們為不讓母親總受（書中三姨太的）欺負，就立誌要強。
對於女孩子讀書，父親還隻是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但當淩叔華的繪畫天賦顯露出來以後，父親開始視她為掌上明珠了。到淩叔華結婚時，父親居然把這個有著九十九間房舍大宅院的後花園和其中的二十八間房分給她作陪嫁。
因為淩叔華的外曾祖父是廣東的國畫大家，父親總巴望家裏能有人繼承衣缽。這樣，家中唯一喜歡畫畫的淩叔華七歲時就正式開始拜師學畫了。她始終忘不了她的第一任老師、專畫山水蘭竹的王竹林教她初學山水畫時所說的：“你學畫山水，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氣，等到你懂得它的性情脾氣到了家，你就會猜到了什麼時候它要笑，什麼時候它發愁，什麼時候它打扮起來，什麼時候它就像生氣，什麼時候它會假裝正經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氣，你就會下筆瀟灑自然了。就算是不照古人的畫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的。”隨著年齡、閱曆和畫技的增長，靈慧的她慢慢懂得，竹林師這“好玩”的話裏，竟蘊涵著中國古代畫論的精髓論道。
淩叔華還先後拜過專攻山水的宮廷女畫師繆素筠和郝漱玉學畫。她記得郝漱玉似乎是懷才不遇，學問很不錯，唯終日鬱鬱寡歡。但訓徒極認真，每天都讓她至少畫兩幅山水。有一回，淩叔華畫煩了，隨口說：“我看到過的山水全都畫完了，怎麼辦呢？”郝漱玉慢條斯理卻意味深長地說：“哪會畫得完呢。”如此，淩叔華又慢慢領會到“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的妙蒂，並養成了愛山的癖好。即便到了抗戰，叔華隨武漢大學遷校樂山，尚有閑情雅致在麵臨岷江當年蘇東坡讀書居所的淩雲寺對麵的萬佛寺山上，自蓋了一座小樓。雖空中不時有由粵北上的日機轟鳴飛來，她卻能每日坐在小樓上對著入畫的山川，悠然地看書作詩作畫。“浩劫餘生草木親，看山終日不憂貧。”當時川中已是物價飆升，敵人逼境，人心惶惶。而淩叔華卻能終日看山，心境坦然，這該多麼感激那多情的山水，在危難中殷勤相伴。
淩叔華在寫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篇散文《作家生活自述》裏，描述過這種愜然自得的心境。一開篇便是一幅村舍儼然的現實水墨景致，“早晨生灶下米燒粥，偶然望到外麵朝霧籠著遠近山頭，籬笆外的竹叢不知何時長出不少高高低低的新枝，已高出我們的房簷了。籬外一片濕翠，暮著乳色的霧衣，另有一番可喜的景色。這時我不禁悠然吟哦石濤的詩‘新長龍蓀過屋簷，曉雲塗處露峰尖，山中四月如十月，烏帽憑欄冷翠沾’。這詩句好像為我此時作的”。望著朝霧初消的遠山近水，生出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心緒，她會忘掉創作的疲勞及物價高漲不已的憂懼。“我覺得最享福的是午後砌一壺茶，坐在萬綠叢中自由自在地讀我心愛的書，寫我所要寫的畫，這是神仙帝皇該嫉妒的意境。我在這時常會吟哦石濤：年來蹤跡罕人世，半在山鄉半水鄉……我是個生有山水癖的人，戰爭原是該詛咒的，但這次神聖抗戰卻與我這樣幸福，使我有機會與山水結緣，我該感謝誰呢？”她這份對山的情感依戀和寄托，在幾篇散文裏有十分精彩的描寫，像《登富士山》、《泰山曲阜紀遊》，最為人稱道的是她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學時寫成的名篇《愛山廬夢影》，它分明是一篇愛山者的誓言。
對於淩叔華來說，“隻要它是山，隻要它有草木，已足令我心折了”。曆數起來，她曾漫遊或住過的名山及不知名的大小山實在不少。在中國的五嶽中，“到過四嶽，和匡廬、峨眉以及南北高峰及大小三峽；在日本遊過富士、日光及京都的嵐山；在歐洲的意大利、西班牙，也去過不少古跡大山。瑞士山頭帶雪的山以及少女峰，英格蘭湖區的山及蘇格蘭的高山，這些地方我都流連賞玩過。有不少的山，我且揣摸下它們的色澤形象。當風雨長夜，它們會來慰問我的寂寥。我呢，常常焚幾枝香，泡一壺清茗，靜靜地享受‘風雨故人來’之樂”。
二
祖籍廣東番禺的淩叔華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生於北京。從現在已改為史家胡同幼兒園的老屋舊宅，還可想見當初這座淩府大院是怎樣的風月繁華。淩叔華的童年生活在《古韻》裏多有描述，她記得這座院套院、屋連屋的大院落，每個套院都有一個小門與院子左側一條狹窄的小路相連，通向後花園。後花園便是孩子們舒心愜意的樂園，他們沒事就跑來玩捉迷藏，用長竹竿打棗，捉各種各樣古裏古怪叫不上名字的昆蟲，還常把傭人叫來一起玩過家家。
聰慧、好幻想的淩叔華自幼即對色彩十分敏感，且有一份詩人的多愁善感。她曾為自己是女孩自卑過，是《鏡花緣》這部小說在她心裏繪出了一個彩色的夢，她多麼想將來能像那書裏的女主人公，女扮男裝，進京趕考中狀元。那時，媽媽得多麼高興，她會向家裏所有的人誇耀自己的女兒，看誰還敢說“她沒有兒子”。
淩叔華欲與須眉一爭高下的女性意識，在她開始顯露寫作才華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她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晨報附刊》上發表的《讀了純陽性的討論的感想》這篇頗為犀利的雜感，就全然是女性人格自我獨立的昭示。“我還要誠懇地告訴新文化的領袖，或先進者，請您們千萬不要把女子看作‘無心前進的，可以做詩就算好的，或與文無緣的’一路人，更祈求您們取旁觀的態度，時時提攜她們的發展，以您們所長的，補她們所短的。不受栽培，加以忠告；忠告無效，不妨開心見誠地指摘，可是千萬不要說‘她們又回到梳頭裹腳，擦脂弄粉的時期，女子們是沒盼望的了！’”九月一日，她又在寫給周作人的信裏感慨，“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我立定主意做一個將來的女作家。”
“五四”運動爆發時，淩叔華正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讀書，與鄧穎超同窗。她因有了比較紮實的古典文學的底子，自然比大多數同學有更深的理解。雖然對孔、孟也還不能完全弄懂，但對形式別致、哲理明晰的《孟子》格外喜歡。她從老師那裏懂得了，《孟子》中有許多類似於現代民主國家的政策，孔子教人們尊老愛幼，而孟子提出社會應贍養老人，施教青年。孟子曾對國君講，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國家的功德在於讓百姓過好日子。這不是很現代的觀念了嗎？
真正幫她打開思想視野的是《莊子》。一天，喜歡她作文的國文老師送她一本《莊子》，並在扉頁題寫“此書會使你的頭腦變得清醒、睿智。”她倍加珍視，常常每天淩晨四點爬起來，癡迷地讀著《莊子》。幾個月讀下來，她開始感覺到能看清無形無色的美的事物了。太奇妙了，她仿佛能看到自己的白日夢。她常一坐幾個小時，靜思冥想著一些以前從未理會過的意念。《莊子·外物篇》中有段文字最令她難忘，“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淩叔華急於尋覓開啟無言思想的鑰匙，慣於留心觀察不會說話、沒有思想的貓、狗和樹上的鳥。她想通過觀察或許能發現一些真諦，卻總捕捉不到。左思右想半天，很難真正寧心靜氣，沒幾分鍾，便忘了開始想的什麼。然後再重新開始冥想，以免思緒像縱橫馳騁的野馬。她試圖像那“得魚”的“荃”一樣把握自己的思想，但把握的一瞬間，又不得不用“言”來告誡自己。所以，她一有所悟，馬上就感到我們是多麼的愚蠢，頭腦始終是思想的奴隸。她疑惑了，思想是什麼的奴隸呢？每當此時，她的頭腦就成了空白一片，沒有理性，也沒有感情。
從《古韻》裏《老師和同學》一章對那位有獨立思想的張先生的描寫，應不難看出淩叔華自己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我現在感到，學生運動越走越遠。他們要廢除文言，北大的學生甚至公開講：‘文言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既然皇帝已被趕跑，儒家思想也該從中國人的思想裏肅清了。’還有人提出，中國應照搬西方的思想方法。換言之，是要摒棄我們舊有的一切。如果這樣，那我們還學中國曆史幹嗎？真是荒謬絕倫！”
一九二○年，淩叔華考入燕京大學，先讀了一年自然科學，後轉到外語係，學習英、法、日語。一九二四年畢業。在校期間，開始文學創作，短篇小說《女兒身世太淒涼》、《資本家之聖誕》、《我那件事對不起他？》和散文《朝霧中的哈大門大街》、《我的理想及實現的泰戈爾先生》等，在《晨報》副刊發表。
三
一九二四年春，泰戈爾應北京講學社之邀，經上海到北京訪問。在一個宴會上，慣於提攜後輩的燕京大學鮑貴思教授帶著淩叔華在內的二三個女學生認識了大詩人。泰戈爾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北大指派招待詩人的是徐誌摩和陳西瀅。而當時，陳師曾、齊白石等組織的北京畫會剛剛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點開會，陳師曾就提議到淩叔華家的大書房開會，用吃茶替代吃飯。淩叔華因認識了陪同泰戈爾一起訪華的印度畫家蘭達·波士，便也邀他赴畫會。消息傳到北大，徐誌摩和陳西瀅就跟著泰戈爾一道來了。
在畫會上，淩叔華竟唐突地直接問泰戈爾：“今天是畫會，敢問您會畫畫嗎？”泰戈爾並未在意，而是即興在淩叔華準備好的檀香木片上畫了蓮葉和佛像。由這次畫會，淩叔華結識了徐誌摩、陳西瀅、胡適、丁西林等人。後來，徐誌摩和陳西瀅成了淩府的常客，並時常帶朋友來，高談闊論，常聊到日落還沒有去意。比起三十年代林徽音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處沙龍，這處可算做“小姐家的大書房”的沙龍，時間上早了近十年。
淩叔華也因此與陳西瀅、徐誌摩成了好朋友。她背著守舊的父親，與陳西瀅秘密戀愛了兩年多。先是書信往來，後是過從甚密。不要說雙方家中無人知道此事，連徐誌摩一開始都被瞞過了。直到一九二七年，由雙方央求一位父輩出麵，淩福彭才同意女兒的姓氏前加一個“陳”字，即“陳淩叔華”。兩人正式結婚。
淩叔華剛見到泰戈爾，與他握手時，拘謹極了。“抬頭見他銀白的長須，高長的鼻管，還有充滿神秘思想的雙目，寬袍闊袖，下襟直垂至地”，頓時覺得是“神遊在宋明畫本之中”，差點連“久仰久仰”都忘了說。泰戈爾帶給她一種不能言說的神妙的美，“他的低沉的聲韻，不但不使人生厭倦，且能使人感到如飲醇醪及如聽流水的神味”。
淩叔華問泰戈爾多大開始讀英文，詩人說十三歲。說的時候連當時上學淘氣的神情都帶了出來。叔華又問詩人到北京以後感覺怎麼樣，詩人說要是能自己一個人隨便上街溜達那該多好。這讓叔華著實感到“印度的真詩人的神韻實在可愛的”！“可親可愛的詩人，聰穎解人的文人，原來也是泰戈爾先生。”
慢慢地，詩人與淩叔華聊到了詩。他問淩叔華，是寫新詩，還是寫舊體詩。淩叔華回答，“舊的沒味，新的常不覺要模仿歐式，也很無聊，不如不作爽快”。詩人倒很感同身受地說：“這是你們年輕人的困難，我也嚐過來的。”
詩人知道淩叔華還是個畫家，就又問她對中西技法更喜歡哪個。淩叔華說：“中畫年紀大些，經驗也許比歐畫深些，中畫好的真能令人出神，可是拿四王做招牌又是真使人厭惡。歐畫有些太重寫實，近年流行巴黎新式也很怪氣，叫人一看見分不出什麼來，細看方知。真藝術品，並不貴乎做作，愈隨便愈見妙筆，興會到了的作品，實有一種不可泯滅的神力。”聽到此，詩人點頭微笑著說：“好詩也是如此呀！”
泰戈爾還對淩叔華說，要成為大詩人、大作家、大畫家，書可以少讀，卻要“多逛山水，到自然裏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義，找宇宙的秘密。實在不單單印有黑字的白紙才是書，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
四
陳西瀅與淩叔華屬“郎才女貌”一類，且性情、興趣、學養諸多方麵，亦多投契。婚後事業上互相影響，是少不了的。但淩叔華寫作時，卻總是對陳西瀅“保密”，生怕這位挑剔的批評家一瓢冷水，使她再沒有拿出去發表的勇氣。陳西瀅寫好文章，事先也不給她看。兩人在寫作上是各自為戰，各不相擾。
陳西瀅對太太的才華是欣賞的，但他絕不是吹捧起太太的“文才”不惜肉麻，竟以“唯一”雲雲。他是冷靜而客觀的。一九二八年，新月書店出版淩叔華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時，他在《編者小言》中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練，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
相比較而言，陳、淩似乎更像相敬如賓的文學夫妻，倒是淩叔華與徐誌摩的交往，顯得多了“朋友”式的隨意和歡快。以至坊間有將徐、淩交往說成情事的流傳。其實，關於他們的交往，當時就已有謠言相加。後來又有了徐誌摩“八寶箱”的公案，個中底裏也許是個永遠的謎了。
徐誌摩幾乎與陳西瀅同時認識淩叔華，當時他心裏仍陷在與林徽音失戀的苦痛中，處在情感的真空期。與林徽音一樣同是才女的淩叔華，不可能不欣賞徐誌摩的率真性情和詩才文思，而且，他是能給所有朋友帶來快樂的。以徐誌摩的浪漫天性，他自然會對淩叔華情有所感。而淩叔華在與徐誌摩的交往中，也不可能不感到徐在對純粹友情之外另有期待和寄托。這從他在認識淩叔華半年裏就有七八十封的通信可以感覺到。也正是這些信，讓喜歡揣測窺探別人隱私者製造了些謠言。同時，在徐誌摩的心目中，淩叔華是“中國的曼殊斐爾”。
淩叔華曾在寫給胡適的信裏，為自己，也為徐誌摩辯解說：“誌摩常與我寫信，半瘋半傻地說笑話自娛，從未有不可示人之語。我既願領略文學情況，當然不忍且不屑學俗女子之築壁自圍。所以我回信，謠言便生了。其實我們被人冤得真可氣，我自始至今都想誌摩是一個文友，他至今也隻當我是一個容受並了解他的苦悶的一個朋友……我要聲明我與誌摩永久是文學上的朋友，寫此信純粹本於愛護同道至誠而已。”她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寫給陳從周的信裏回憶說：“說真話，我對誌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也許是徐誌摩發現好友陳西瀅已捷足先登，隻好再把一份戀情遮掩，把淩叔華視為“紅顏知己”。淩叔華致陳從周信中提到，“誌摩對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來不瞞人，尤其對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長在大家庭的人，對於這種情感，也司空見慣了”。徐誌摩當時也自得地說過，“女友裏叔華是我的一個同誌”。
也許是聰明的淩叔華像林徽音一樣，隻能把徐誌摩視為知己，而不敢將終生托付。她們的理由可能都一樣。首先，徐誌摩是一個已經離過婚的男人。當時在她們看來，嫁給一個離過婚的男人，心底或許會有當姨太太的感覺。而她們的母親，恰恰都是處在姨太太的位置。
也許是淩叔華像林徽音擔心徐誌摩愛她隻是愛一個理想美的幻影，以後當他在別的女人身上再發現這美的幻影時，便不會再愛她，而她就成了又一個張幼儀一樣。淩叔華同樣擔心，如果嫁給了徐誌摩，她不過是代替了林徽音在他心裏的影子。因為從徐誌摩向她全部道出與林徽音情戀隱私時的那份感情流露，深知他心裏隻有林徽音。從陸小曼後來與徐誌摩的婚姻狀況看，這份擔憂不是多餘的。
也許是兩位才女都更想與徐誌摩保持終生柏拉圖式的情愛戀情。因為徐誌摩實在是一個誠篤的生命信徒，一個浪漫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淩叔華記得徐誌摩曾在寫給她的信裏說，“我們力量雖則有限，在我們告別生命之前，我們總得盡力為這醜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為這賤化的標準墮落的世界添一些子價值”。“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質是善不是惡，是美不是醜，是愛不是恨；這也許是我理想的自騙，但即明知是自騙，這騙也得騙，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騙的時候，要不然我喘著氣為什麼？”
不過，從徐誌摩與陳西瀅和淩叔華的交往可以看出，他們實在是“君子坦蕩蕩”、文人相重的交往，倒真顯出了造謠者“小人常戚戚”的狹隘。一九二五年十月，徐誌摩接編《晨報》副刊後，即請淩叔華選一幅刊頭畫。一九二六年底，新婚後的淩叔華為徐誌摩繪製了那張有名的賀年片《海灘上種花》。後徐誌摩以同名為題在北師大附中做演講，演講詞錄為文章《海灘上種花》，收入《落葉》集。一九二八年一月，《花之寺》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徐誌摩將未用在序裏的評語作為小說集的廣告詞登在《新月》雜誌上。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軍逼近北京。徐誌摩特致信陸小曼，說要去處在驚慌中家中沒有男人的淩家陪住幾日。六月，徐誌摩赴美歐，途經東京，時在東京的陳、淩夫婦去車站接送。一九三○年，徐誌摩出版小說集《輪盤》時，在書前的自序末尾寫道：“這冊小書我敬獻給我的好友通伯和叔華。”徐誌摩仙逝下葬以後，徐父申如請求淩叔華撰寫徐誌摩墓碑。淩叔華自然答應了。但不知何故，後來墓碑上的“徐誌摩之墓”卻出自浙籍書法家張宗祥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