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母親勝似母親
偉人風采
作者：孟紅
宋慶齡一生沒有子女。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懷有身孕的宋慶齡在逃難中因過度勞累和緊張導致流產，導致終生不能再生育。於是，不能再做母親的她，把滿腔的母愛全獻給了普天下千千萬萬的孩子們。半個多世紀以來，她數十年如一日關懷少年兒童的成長，為兒童事業嘔心瀝血，傾注了大量精力與心血，堪稱中國兒童的慈祥祖母。
一
當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麵侵略戰爭後，中國大地上無數無辜生靈慘遭塗炭，兒童更是遭受了空前劫難，他們或死於戰火，或流離失所。特別是那些失去了雙親的難童，舉目無親，啼饑號寒。有些還被日軍擄掠，施以奴化教育，充當戰爭的炮灰。在這嚴峻的曆史關頭，中國婦女界以宋慶齡為首的一批著名人士，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在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武漢，發出了“欲救中國，必先救兒童”的呼聲，宋氏三姐妹風塵仆仆多方奔走，幫助各地建立孤兒院、托兒所來收養難童。宋藹齡和宋美齡領導的婦女指導委員會在國統區共收養兒童2500名，而宋慶齡則把著眼點更多地投入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1938年，宋慶齡牽頭在香港組織了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她通過保盟向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國外友好人士和僑胞發出了“救救戰災兒童”的呼籲。在國內，她積極促進我國各階層、各黨派婦女團結合作，發起為戰災兒童服務的運動，建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收容難童。
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裏，陝甘寧邊區有不少烈士遺孤和抗日將士的子女需要撫育。但是，由於當時的物資非常缺乏，缺醫少藥的狀況始終困擾著人們。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宋慶齡通過洛杉磯的國際友人和華僑募集到了一批物資和款項，馬上設法輾轉運到了延安，在窯洞裏建立了托兒所。為了紀念這種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延安還專門把這個托兒所命名為“洛杉磯托兒所”。
1939年春，宋慶齡牽掛著約300萬之眾的戰災兒童的命運，考慮著如何加大對他們的救濟工作。為此，保盟發起了一個為戰災兒童服務的運動。
在1939年3月28日的開幕式上，宋慶齡慷慨激昂地說：“現在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戰災兒童。其中有的是為了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犧牲的戰士的遺孤；有的是被空襲炸死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離失所並被饑餓和疾病奪去生命的難民的後代。另外，還有成百萬的兒童，雖然他們的父母還活著，但有的是戰鬥在前線的戰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趕出家園的難民，他們無力照顧這些孩子。”“這些因戰爭變得無家可歸的無所依靠的兒童……他們代表著我們未來的一代，他們將來要在他們的父母正在戰鬥受苦受難、流血犧牲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如此鮮明的、高瞻遠矚的思路，同她以後一再強調的“締造未來”的思想完全一致。她還向人們介紹了已在陝西三原建立的收養有500個兒童的孤兒院的情況，除為孩子們提供醫療、食物衣服、住所外，還對他們進行常規教育，以便訓練他們成為有用的公民，能夠在將來擔當起國家交給他們的重任。最後，她以極富感召力的語言，向全世界人民呼籲：“請你們把對中國的同情心表現在幫助保存中國未來的有生力量中。”
宋慶齡這篇打動人心、極具鼓舞力的演說文稿，隨後被保盟配上插圖製成傳單，向全世界人民發出強烈的呼籲——“救救我們的戰災兒童！”
在宋慶齡等人的努力下，各種募捐活動取得很大成功，籌得了數量可觀的保盟戰災兒童基金，使不少保育機構得到援助，更多的戰災兒童得到了救濟和照護。尤其是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因陋就簡開辦了不少兒童保育院，而保盟給予的物質與精神上的支援，使一些保育機構得以維持和擴展。宋慶齡自己還不斷寫信給各國友好人士、愛國僑胞進行宣傳聯絡。她以“洛杉磯托兒所”為例，寫信給澳大利亞響應呼籲的籌賑會主席黃家權說：“我們向世界上某些社會團體籌款，以供應一個特定的托兒所或者創辦一所新的托兒所，新托兒所將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兒所’，這種方式有一個先例，那就是設在延安的‘洛杉磯托兒所’是用洛杉磯華僑的捐助興建的，或許悉尼市能參與諸如此類的創舉。”
為了把募捐活動搞得卓有成效，宋慶齡和保盟想方設法舉行義演、義映、義展、義賣、義賽和嘉年華會等方式來推動募捐活動。
在宋慶齡直接領導下，保盟對中國戰災兒童給予了有力的救濟和援助。在1939年至1940年2月間，資助戰災兒童款就達5789.47元（港幣）。1942年至1945年間，保盟資助兒童工作款項共有55萬多美元和4700多萬元（港幣）。
宋慶齡和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鮮明的原則性，如果捐贈者指定是給誰的，那麼一定按捐贈者的意願辦理。宋慶齡對錢財方麵的事情特別認真，嚴格管理，把每一筆捐款都用於為戰災兒童服務。對每一筆給保盟的捐款不論數額大小，她都要開給收據，並親筆簽上她的名字。
不僅自己親力親為關愛戰災兒童，宋慶齡還與姐姐宋靄齡、妹妹宋美齡一起積極參與關愛兒童的活動。1940年4月4日是當時的兒童節，宋氏三姐妹以個人的名義向歌樂山第一兒童保育院贈送500份糖果，祝賀兒童節。這一天，三姐妹還一起參觀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中蘇兒童照片展覽”和“兒童科學玩具展覽”。
二
抗戰勝利後，宋慶齡把保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開展為勞動群眾和少年兒童服務的工作。除了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把大批募集來的醫藥、醫療器械和救濟物資，通過各種渠道運往解放區支援解放戰爭外，宋慶齡還用很大的精力在上海舉辦兒童福利站、兒童劇團，為貧苦兒童提供生活和醫療援助。
1945年12月，宋慶齡懷著喜悅的心情從重慶返回闊別整整8年的上海。抗戰後，經曆戰火而幸存的孩子們處境十分悲慘。宋慶齡和她所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把注意力轉向為廣大貧苦兒童服務上。從1946年到1947年間，在上海先後創辦了3所兒童福利站，分別設在膠州路、許昌路和乍浦路。
進行群眾性的掃盲活動是兒童福利站主要的工作。宋慶齡十分讚賞陶行知先生在識字教育方麵倡導的“即知即傳”的“小先生”製。這些兒童福利站把那些沒有機會進學校的兒童組織起來，成立了幾十個識字班，運用在校兒童做小先生，以“即知即傳”的精神，幫助失學兒童識字（由福利站教師培訓小先生，再由小先生帶著小黑板到弄堂裏、棚戶區或失學兒童家中去教他們識字），教唱進步歌曲和扭秧歌，組織觀看幻燈，傳播革命思想。
宋慶齡熱情關懷“小先生”們的成長，多次來到兒童福利站看望孩子，並到識字班指導孩子們讀書，與孩子們一道看書、交談，鼓勵“小先生”們為小夥伴們服務，將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有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