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 印第安語中意為“多山”，但卻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眼下，這個國家被震後廢墟所覆蓋，被悲慘命運之山壓得喘不過氣來。海地在世界曆史進程中享有諸多 “第一”，卻總是得不到真正的救贖。作為哥倫布“地理大發現”揭開的第一塊處女地，卻遭受西方殖民者種族滅絕，成為販賣非洲奴隸的“天堂”，五百年來沉淪於循環往複的血肉衝突； 作為美洲第一個推翻奴隸製爭取自由、爭取獨立的榜樣，卻沒有成為人們期待的“加勒比海明珠”，兩百年來深陷於內外剝削的殘酷現實，如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如果放寬視角，海地隻是一個普通的樣本， 其背後是國際社會最“糾結”的發展難題。發展中國家在積累財富、實現趕超的道路上，經常麵臨“馬太效應”的挑戰。富則恒富，窮則愈窮。全球財富分配的天平毫無疑問地倒向發達國家。最近十年，全球化浪潮帶動世界經濟出現一段高增長時期，主要發展中大國增長表現搶眼，但絕對不是最大受益者。金融危機之前，發達國家多得好處； 危機後，發展中國家則沒少買單。另一方麵，欠發達國家自身發展沉屙難起，不少發展中國家仍然經濟脆弱、治安混亂、政局不穩，非洲、拉美、亞洲各自有各自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能否跨越艱難與挫折，實現生活水平從低到高，社會財富從少到多，這是一個路徑問題。道格拉斯•；諾思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製度演進的規律，從而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認為，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路徑就可能產生依賴。好的路徑會起到正反饋的作用，產生飛輪效應，經濟發展因而進入良性循環；不好的路徑會起到負反饋的作用，就如厄運循環，經濟可能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想要脫身變得十分困難。在諾貝爾獎演講中，他以經濟史為背景，說明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與路徑依賴有關，一般說來，欠發達國家難以趕上發達國家。
在現實生活中，路徑依賴現象無處不在。比如，航天飛機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其寬度取決於地麵鐵路運輸的軌道寬度；現代鐵路的軌道標準距離是四英尺八英寸，這取決於最早的電車輪距；當時的電車使用馬車車廂，因此沿用了馬車輪距；馬車輪距則因循古羅馬軍隊戰車的寬度；戰車的寬度，則必須適合牽引戰車的兩匹馬屁股的寬度，即四英尺八英寸。就這樣，今天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係統外觀，在兩千年前便由兩匹馬的屁股決定了。
國家發展的路徑受外部環境影響。國家始終處於特定的國際體係之中， 體係對發展有連續、累積的作用，約束著對外關係與發展模式。總的來看，當今國際體係正在走向民主化，但發展中國家仍徘徊於外圍，在世界市場上忍受不公平的貿易保護、投資歧視與金融風險，在IMF與世界銀行等多邊組織機構中爭取不多的代表權與話語權，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議程中苦苦堅守最基本的原則。既得利益國家在各種博弈中處於主導地位，並且會促使這種秩序保持原有慣性、按原有方向持續下去。正如奧巴馬在剛剛結束的國情谘文中所稱，美國“決不能接受第二名”。
國家發展的路徑由內部因素決定。發展意味著模式與製度的選擇，其效率要受正式規則、權力結構、社會水平、文化傳統等因素的約束。尤其是非正式規則， 沉澱於曆史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是持久。許多國家的政治法律製度差異不大，但經濟發展路徑卻相差頗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規則和傳統文化在起作用。“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世界的失敗就是一個例子，俄羅斯在照搬自由化改革綱領後陷入寡頭經濟泥淖，拉美政治經濟發展的教訓也有深刻社會背景。相比之下，亞洲新興經濟體重視結合儒家文化選擇發展，“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因地製宜。
1825年，海地獨立20年後，外部矛盾激化，被迫重新向法國支付1200萬美元賠款。當時，美國向法國收購大“路易斯安那”地區，隻花了1500萬美元。兩相比較，海地的“贖身錢”可以買下大半個“路易斯安那”，麵積相當於兩個佛羅裏達、兩個阿拉斯加和半個加利福尼亞，這徹底掏空了日後發展的“家底”。
1915年，海地參照美國製定新憲法，照搬美式民主政治體製，但西方製度並沒有顯示出什麼優越性。此後，海地獨裁與軍政交替，政變與內亂不斷。
“多難”能否走向“興邦”，取決於選擇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在這條路上，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需要不斷做出重大決擇。事後看來，每一次選擇既可能是曆史的機遇，也可能是萬劫不複的陷阱。隻有抓住機遇，做出正確選擇，才能超越陷阱，成功實現經濟發展與國家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