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地上的誕生
現實中國
作者：陳啟文
王化雲說：“小浪底不上馬，我死不瞑目！”
錢正英說：“三峽我敢簽字，小浪底我不敢。”
——寫在前麵
一、黃河的命門
從三門峽到小浪底，130餘公裏，一條泥沙俱下的黃河在峽穀裏快速推進，連越野車也追不上。在時光之河的峽穀裏，飛奔的感覺是真實的，半個世紀的歲月，一路如同山水潑墨，一個多鍾頭就到了。逝者如斯夫！戛然而止處，乍見一道赭紅色的大壩將黃河攔腰截斷，在大河之上，更能感覺到一種橫空出世、波詭雲譎的氣勢。忽然間，感到沒有了前路，又忘了歸途。
打開手機上的高清衛星地圖，找到了我此刻的位置：此處南距洛陽40公裏，北離王屋山50公裏。洛陽不止是千年帝都，且是一座八麵環山、五水繞城的城池。王屋山，愚公移山的那座山，如果愚公在這個時代再活一回，他是否會挖掉一座山，又搬來一座山，在這裏把黃河攔住？愚公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撓的精神象征，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西西弗斯神話的中國版。不同的是，西西弗斯的意義是徒勞的，而愚公卻以人類最愚蠢也最決絕的方式引來了仙人襄助，如願以償。這也是人神合作的一個典範。
看黃河北岸，那與雲影相互交織、難以分辨的山影，是隨九曲黃河一路逶迤而來的中條山脈，延伸到濟源、孟縣一帶又與太行山相連，因勢賦形，勢是山勢，形為水形。南岸則是秦嶺東段支脈崤山的餘脈，一座在更深邃的背景下展開的曆史文化名山——邙山。這是小浪底的背景，一旦抽空了這個背景，你就無法理解小浪底，無法理解小浪底對於黃河多麼至關重要。如果說邙山是黃河與其支流洛河的一道分水嶺，小浪底則是黃河中下遊的一道自然分水嶺。從三門峽至桃花峪區間，這一段興風作浪的黃河，由小浪底分為兩部分：小浪底以上，河道穿行於北岸的中條山和南岸的崤山——邙山之間，兩山夾峙，由此而形成了一道抱緊了黃河的豫西山穀，也是晉陝大峽穀最後一段，但人類卻不再叫它峽穀，而是山穀。山穀和峽穀是有區別的，如果說三門峽是黃河最後的峽穀，這裏則是晉陝大峽穀的出口處，也是黃河從一條峽穀河流向平原河流過渡的地帶。在重重疊疊的關隘與縱橫的溝壑之間，從黃土高原奔突而來的黃河，無論怎樣咆哮也隻能俯首聽命。而黃河一旦衝出夾持它的最後一道關口，黃河便變得躁動不安，像脫韁的野馬一樣肆虐難羈。再往下，在越來越開闊的大河兩岸，已經看不到危險而陡峭的峽穀，連灰冷而逼仄的山穀也越來越放鬆了。隨著兩岸的山脈逐漸被一條奔流的大河拋在腦後，河道、河床、河穀越來越寬，遼闊的中原已經沒有任何天然屏障來約束一條大河，一切都交給人類了。
哪怕像我這樣一個水利的門外漢，看到這裏也大致看清楚了：在黃河從峽穀河流變成平原河流之前，如果有必要在三門峽以下再造一座掌控黃河的水利樞紐，小浪底就是一道命門，這是黃河給人類留下的最後機會，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事實上，黃河的這道命門早就被人類盯上了。追溯起來，上世紀30年代，一些獨具慧眼的中國水利專家向當局遞交過小浪底水庫選址的報告，但沒有下文。到了40年代，又有日本、美國水利專家的身影在小浪底的荒涼河穀裏時常出現。而後，他們也提出在小浪底築壩建庫的建議。然而在那樣一個血流成河的亂世，誰還有心思來理會黃河的命運，這些建議注定隻能是一紙空文。
若要大河安瀾，先要人間太平。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一個亂世變成了治世，人類開始著手對黃河綜合治理，治水與治國從來就是高度統一的。而人民治黃的曆史，比新中國的誕生還要早。1946年5月，王化雲被任命為冀魯豫區（解放區）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這是他一生治黃的開始，也是人民治黃的開始。解放後，王化雲又被任命為新中國的首任河官——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直到退居二線，直至逝世，在人民治黃60餘年的曆史上，王化雲扮演了近40年主角。這是一個對黃河有大愛的人，也是一個有大氣魄、大手筆的人。麵對一條千古懸河，他要用他的理想、他的智慧、他的氣魄來實現黃河歲歲安瀾的大夢，解眾生於倒懸。從三門峽到小浪底，黃河中上遊的每一個水利樞紐工程，幾乎都是在他主導下上馬的。1955年製定的黃河治理規劃，是新中國治黃的路線圖。按規劃，人類將在黃河上建46座梯級工程，既可利用水庫一級一級地攔蓄洪水，削峰，挫峰，極大地減輕下遊防洪的壓力，又可以把水資源轉化為中國嚴重緊缺的電力資源。小浪底是46座梯級工程的第40級。如果三門峽工程不出意外，小浪底工程或許早就上馬了。而修建三門峽工程的一個核心意圖，就是在一道峽穀裏為奔向黃河下遊的洪水設置一道命門，作為控製洪水下泄的總閥門或總開關。然而，王化雲的大手筆卻變成了大敗筆，一座人類精心設計的命門，最終卻變成一座人間與地獄之間的羅生門。對那些深受其害、萬劫不複的生靈，它就是一座通向地獄之門，也是新中國水利史上最慘痛的一個教訓。
對於力主三門峽工程上馬的王化雲，從義不容辭到難辭其咎，一直深陷在罪與罰的陰影裏，這也是他將要背負一生的十字架。但一味指責王化雲、埋怨三門峽都是徒勞的，也是弱智的。一個糟糕的工程，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某一個人，在那樣一個狂熱的時代裏，隻要參與其間者，每個人都有責任。而比問責更重要的是如何補救。事實上，王化雲也沒有被這個十字架壓垮，沒有被黃河這條世界上最複雜、最凶險莫測的大河嚇倒。他一直在反思，也一直在籌劃：對三門峽留下的太多的後遺症，僅靠三門峽工程本身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如果在三門峽下遊至桃花峪之間再造一座水利樞紐，就能夠從三門峽工程中汲取教訓，隻要能解決好庫容泥沙淤積問題，對一個失敗的工程很可能就是一種成功的補救、一個再造的奇跡。
一個人，在世事洞穿之後，就可能具有非凡的眼光，這一次他真是看準了。然而，三門峽慘痛的教訓，離小浪底實在太近，這也讓人們對規劃中的小浪底工程變得特別躊躇，如同生死徘徊，難以抉擇。在三門峽之前，人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創造輝煌，而在三門峽之後，想得最多的則是最壞的結果：若在三門峽以下再造一座黃河的命門，會不會成為下一座羅生門？人類的態度，亦如羅生門的詞義進一步延伸。羅生門這一詞誕生時便有“生死徘徊”的意味，故而後來演化成指當事人各執一詞，各自按自己的利益和邏輯來表述證明，同時又都無法拿出第三方的公證有力的證據，結果是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與反複。
就在人們難以抉擇的徘徊中，一場與黃河無關的人間浩劫發生了。王化雲在劫難逃，他必須承受那個瘋狂時代的惡作劇，白天戴著高帽子挨批鬥，夜裏關在牛棚裏寫檢查。但無論怎樣的折騰和折磨，都無法壓抑他的小浪底情結，一旦摘下了頭頂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的紙牌子，他腦海裏蹦出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小浪底。
十年浩劫中出現的第一次轉機，是1970年3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特意關照下，國務院副總理餘秋裏把王化雲接來參加國家計委工作會議。會議開始時，王化雲還有些誠惶誠恐，周總理環顧會場，一道目光在他身上掠過，好像看見了他，又好像沒看見他，突然大聲問：“王化雲同誌到了嗎？”
王化雲一聽總理的呼喚，眼眶頓時一熱，站起來沉聲回答：“到了。”
周恩來含笑衝他點了點頭，又當著眾人大聲問：“解放了嗎？”
這一次王化雲加大了嗓門：“解放了！”
周恩來微笑著帶頭鼓掌。在熱烈掌聲中，王化雲很快就冷靜下來了，這是一個機會，他要抓住這個難得機會，向總理說出他修建小浪底水庫的想法。總理一直用心地聽著，在本子上記錄著。——這是我在小浪底聽說的一個故事，而比故事更接近真相的還是曆史，在那樣的歲月，一個大型水利工程想要上馬，隻是極其渺茫的希冀。而一個人也隻能為了這渺茫的希冀而繼續奔波、疾呼。但小浪底建不建？怎麼建？該建成什麼樣子？又到底該建在哪裏？多少年來依然是爭論不休，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技術上的原因。總之是，在激烈的爭議中隻聽雷聲響，不見雨點下。
或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小浪底工程最終決定上馬，還真與一場暴雨有關。
1975年8月，一場台風帶來的特大暴雨襲擊豫南駐馬店、周口、漯河等中原地區。對那場暴雨，無論是中央氣象台、河南省氣象台，還是離災難現場最近的駐馬店地區氣象台，無一作出準確預報。據當年的氣象資料顯示，一場巨大的災難在降臨之前就以風暴的方式，在太平洋上空形成，隨後便穿越台灣島在海峽西岸的福建晉江登陸，後被氣象界命名為該年度中國內地第3號台風，和一場被命名為“75·8”的災難緊密相連。一般來說，無論多麼具有摧毀力的台風，在橫掃東南沿海一帶的同時，都會變成強弩之末，在陸地上迅速消失。而3號台風卻以罕見的強大穿透力，在穿越福建、江西、湖南等關山重重的內陸腹地之後，又在湘西北（湖南常德附近）突然轉向，北渡長江直入中原。這在氣象上是非常罕見的。更罕見的是，這場台風不但充滿了極強的穿透力，行徑也非常詭秘，就在氣象界追蹤它的蹤影時，它卻在最要命的關頭，突然從中央氣象台的雷達監視屏上消失了。如果真是消失了也就好了，而它一旦再次出現，一場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幾乎是在人類猝不及防的狀態下突然降臨。特大暴雨必然帶來特大洪水，頃刻間，河南淮河支流洪汝河、沙潁河等幾近幹涸的河流便變成了洪水洶湧、濁浪翻滾的災難之河。而在暴雨中心——位於板橋水庫的林莊，最大6小時雨量為830毫米，超過了當時世界最高紀錄——美國賓州密士港的782毫米；一天24小時最大雨量為1060毫米，創造了我國同類指標的最高紀錄……
對這場台風帶來的暴雨洪水，不但氣象學家沒有想到，許多水庫設計者也未曾料到，暴雨與洪水的威力大大突破了人類的預計和設計，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等60多個大中型水庫相繼垮壩潰決。據一些劫後餘生的人回憶，板橋水庫20多米高的大壩潰決時，還是淩晨4點鍾左右，這也是人們睡得最深沉的時候，很多人在睡夢中被那山崩地裂般的震撼驚醒了，還以為是地震了，驚慌地跑出屋子，睜眼一看，眼前是渾茫彌漫的四野，什麼也看不見，茫然不知所以時，很多人就被洪水卷走了。在那些僥幸逃過一劫的幸存者眼裏，隻有滿世界的水，他們並不知道從決口處衝下來的洪水有多大的流量，隻感覺如翻江倒海，山呼海嘯。多少人還沒來得及看第二眼，便被洪水淹沒了，在呼嘯、咆哮與救命的呼叫聲中，隻見一次次沉下去又一次次浮起來的人頭，每個人都在拚命掙紮，掙紮到最後。那些莊稼、樹木、房屋、村莊像被瞬間抹掉了一樣。這是無數人最後一眼看見的世界——世界末日，然後就被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衝到了另一個世界。後來從泥沙裏挖出來的受難者，一個個都目瞪口呆，這是他們在一瞬間凝固的神態，如同化石。
據災後統計，在這場災難中，1000多萬人受災，近2000萬畝耕地被淹，500多萬間房屋倒塌，30多萬頭耕畜被洪水衝走。一條縱貫中國南北的大動脈——京廣線，被洪水衝毀100餘公裏，遂平火車站一輛重達50噸的車廂被衝走5公裏，鐵軌被扭成麻花。京廣線中斷行車半個多月，影響運輸一個半月，而一場災難給人類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就有近百億元。這是迄今世界上發生的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壩慘劇。而最寶貴的莫過於生命。王化雲每提到黃河防洪，必提到這場災難和那數以萬計的死難者，他眼裏閃爍著淚光說：“一場水災，死了兩萬多人，兩萬六千多人啊！”而我看到的另一個數據是，在這場暴雨洪災中有超過24萬死難者，數以千計的人家成了絕戶。
淮河上遊的一場暴雨，以異常詭譎又猝不及防的方式對黃河發出了嚴峻的警告。
如果說三門峽是離小浪底最近的教訓，“75·8”暴雨洪災則是離小浪底最近的災難。
在中原大地上，中國七大江河水係中有四大水係在這裏流過，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都沒有撇開這片大地。而黃河與淮河原本就是難分難舍、處於同一時空之下的兩大水係，曆史上多次漫漶交織在一起。最典型的一個例子，黃河幾乎是緊挨著鄭州流過，黃河水利委員會的總部就設在鄭州，而鄭州卻並非黃河流域的城市，而是淮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如果此次災難不是發生在豫南，必將是兩大流域疊加的災難。又如果說，三門峽的慘痛教訓是讓小浪底工程一再延宕的原因，“75·8”暴雨洪災則是最終把小浪底工程逼上梁山的反作用力。假設一下，這場暴雨如果降臨黃河，據專家預測，花園口將出現4.6萬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水，遠遠超過黃河下遊防洪標準。從概率上看是萬年一遇，這個概率很小，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人類防洪防災，防的就是萬一。在人們反思這一場災難的同時，河南、山東這兩個黃河下遊的省份，也是曆史上黃河洪災的重災區，急電中央，呼籲抓緊在三門峽以下修建大型蓄滯工程——這其實也是人類在災難中形成的共識。盡管當時黃河下遊已多年斷流，但防洪，依然是黃河水利工程的重中之重。同三門峽的生死未卜相比，對小浪底工程的上馬，一直以來，幾乎很少有質疑的聲音，連當年堅決反對三門峽工程上馬的黃萬裏先生，對小浪底的態度也不那麼排斥，他提出，在滿足若幹條件的情況下，是可以修建小浪底大壩的。應該說，在中國，上上下下，對一個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上馬，還很少有這樣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在一種強烈的危機感驅使之下，小浪底水利樞紐的規劃與設計加快了步伐。但對這座三門峽至花園口區間的水利樞紐，人類又從上馬與否的爭議進入了另一場爭議：黃河中遊的這座命門，到底是建在小浪底，還是小浪底下遊的桃花峪？
從桃花峪的地理位置看，優勢是明擺著的：在這裏建水庫，控製麵積比小浪底更大，按規劃設計，基本上可以抵擋來自中上遊的各種類型的大洪水，堪稱一個投資小、工期短、見效快的工程。但劣勢也是明擺著的：黃河一過小浪底，再也沒有峽穀控製，一座巨型水庫隻能修建在寬敞的黃河灘上，按設計，是在黃河灘上圍一道長30公裏的攔蓄大壩，與其說是大壩，不如說是一道長堤，對這樣一個平原型水庫，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有人比較樂觀，也有人戲稱為“曬太陽”工程，言下之意，這樣一個花大把錢搞出來的工程，很可能隻能躺在黃河灘上曬太陽。且不說這種“曬太陽”的可能，還有另一種極具災難性的可能：在懸河之上再建一個充滿懸念的水庫，一旦蓄水很容易發生管湧。桃花峪的右岸就是已接近尾聲的邙山，邙山有四大滑坡體，一旦蓄水，這黃土坡經水浸泡，就會滑到水庫裏，勢必會大量淤積有限的庫容，更直接影響壩肩的穩定。而最讓專家們擔憂的還是一個大難題，這也是三門峽一直難以化解的根本症結：泥沙淤塞，造成回水倒灌庫區上遊。三門峽回水倒灌了潼關以上的關中平原，而桃花峪也是黃河泥沙極易淤積的一段河道，一旦淤塞，回水就會回到洛陽白馬寺，倒灌洛陽盆地，淹沒大量良田，洛陽盡成澤國。這讓當地政府極力反對。哪怕硬著頭皮上，也存在移民安置等問題，這也是中國水利建設中一個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三門峽移民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難以斷根的遺留問題，於國於民，都有說不盡的悲愴。那麼，是否還有第二種選擇呢？
再看小浪底，這是黃河幹流最後一段峽穀的出口處，也是三門峽以下唯一一段可以不被淤死的河道，按人類的設計意圖，這也是唯一能夠全麵承擔防洪、防淩、減淤、灌溉、供水、發電等重任的綜合性樞紐工程。然而，這既是一個絕佳的地理位置，又是一個水利工程的絕地——從1953起，黃委第一鑽探隊就在小浪底打下了11個地質鑽孔，每一個鑽孔都讓人類陷入了深深的絕望。這裏不但像桃花峪一樣麵臨著大滑坡體的威脅，更要命的是河床下有80多米深的鵝卵石層。在這樣極不穩定的地質條件下築起一道橫截黃河的大壩，如同在沙灘上建造一座摩天大廈。這也是反對者一個最堅決的反對理由，水利工程建設中最忌諱的東西都幾乎占盡了，不是人們不想在這裏築壩，而是根本不能在這裏築壩。如果人類一定要決絕地在這裏築壩，小浪底的命運很可能比三門峽更令人絕望。
這就是擺在人類眼前的兩個選擇，隻有這兩個選擇，這也是共和國水利史上最艱難的抉擇，生死攸關的抉擇。從1976年開始，當時的國家水電部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專門討論會，與其說是會商，不如說是唇槍舌劍的論戰、麵紅耳赤的交鋒。在那樣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水利似乎成了唯一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而且還非常強調科技民主。而一年一度的論戰，圍繞兩個選址方案形成了兩大陣營，一個是桃花峪派，一個是小浪底派。相持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結果隻能是此起彼伏，用時任水電部部長錢正英的一句話說：“逢單是小浪底，逢雙是桃花峪。”這是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卻也是曆史的實情。而當年力推三門峽上馬的王化雲，這一次又最堅定地站在了小浪底一邊。每次討論，小浪底都是黃委拿出的第一方案，而不是第二種選擇。
就在人類激烈交鋒的同時，一場場接踵而至的災難，形成了對人類步步緊逼的倒逼機製。在“75·8”暴雨洪災發生四個年頭之後，又一場台風帶來的暴雨降臨了。這一次不是發生在淮河流域，千真萬確就發生在黃河流域，從三門峽至花園口區間，1979年的汛期連降大到暴雨，黃河下遊水位急劇抬高。8月2日，黃河花園口水文站洪峰流量超過了1.53萬立方米每秒。這雖然比人們預料中的那場千年一遇的大洪水還要小很多，但也是一場特大洪水，黃河下遊的防洪形勢已經到了危在旦夕的程度。黃河防總嚴陣以待，30萬軍民奔上大堤，嚴防死守，並緊急開啟東平湖分洪閘門泄洪，最終把洪水安全導入大海。但這絕非人類又一次戰勝洪水的奇跡，揚長而去的洪水留給人間的是慘痛的損失。就在這次洪水來臨之前，年逾古稀的王化雲剛被國務院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兼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這讓他充滿了一種“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悲壯使命感，深感自己餘生短暫，決意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歲月，把小浪底工程推上馬。
他甚至說出了這樣的狠話：“小浪底不上馬，我死不瞑目！”
無論王化雲的態度多麼堅決，都需要錢正英這個水利部長來拍板、簽字。這對錢正英也是最艱難的抉擇，她說了一句實誠話：“三峽我敢簽字，小浪底我不敢。”
歲月蹉跎，一晃又是一年過去了。直到1980年11月，水利部在對小浪底、桃花峪工程規劃進行又一輪審查討論後，最終選擇了小浪底，並責成黃河水利委員會對小浪底工程抓緊設計。而這一曆史重任又直接落到了一個人的肩膀上，這也是我接下來敘述的又一個主角——林秀山，一個平凡的、又必將載入史冊的名字。
二、小浪底不是三門峽
一段曆史還在敘述，另一段曆史已經開頭。
對於我這樣一個水利的門外漢，也隻能以旁觀者的視角切入那一段非同尋常的曆史。
若要搞清楚小浪底從規劃、設計到施工的全過程，林秀山便是曆史的證人。眼前這位白發似雪的老者，年過七旬，精神矍鑠中，散發著內斂而凝重的氣質。他和我父親同齡，卻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父親，很多人都把他譽為“小浪底之父”。但他本人堅決否認這一說法，老人連連搖手說，他隻是小浪底的一個普通設計人員，幹的也是分內的事。
在老人謙遜的搖手之間，仿佛也揮去了籠罩在他身上的一層層光環，露出了一個黃河水利人樸素而平凡的精神質地。但我知道，無論這個老人顯得多麼謙遜、平凡，都無法遮蔽一個非凡的事實，從小浪底樞紐工程的初步設計一直到全部竣工，從頭到尾，都是在他的總設計下完成的，這就是他說的分內之事，他是小浪底工程的設計總工程師。第一感覺，這是一個習慣於沉默的老人，這也是許多水利工程專家多年來沉潛深造的結果，他們更多的是實幹，而很少言語。但沉默歸沉默，謙遜歸謙遜，有一種方式可以讓這個老人打開話匣子，一說到小浪底，林老立馬兩眼放光，一個父親的形象突然變得逼真了，那神情，就像說到自己有出息的兒子。
還是從頭說起吧。1963年，二十出頭的林秀山從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係畢業。那可真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學係，隻說兩位在中國水利界堪稱泰鬥級的人物，一個張光鬥，一個黃萬裏，他們以各自的方式詮釋了清華人的水利精神。這裏不說黃萬裏，隻說張光鬥。林秀山師從張光鬥，盡管時下對張先生頗有爭議，但他對中國水利事業的貢獻就像他締造的一道道水利豐碑一樣，折射出共和國的一部水利史。從荊江分洪、官廳水庫、三門峽工程、五強溪水電站、二灘水電站一直到三峽工程，幾乎每一個大型水利工程都離不開他沉思的身影。在水利理論和教育上，張光鬥率先在國內開設了水工結構專業課，並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水工結構實驗室，開創了水工結構模型實驗。名師出高徒，清華水利水電工程係畢業的學子，後來幾乎都成了中國水利事業的棟梁，林秀山便是其中之一。
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林秀山便投身黃河的治理開發。黃河既是他傾注了畢生心血的一條大河，也是他生命中的一條大河。他是山西太原人，從太原穿城而過的汾河，是黃河第二大支流，而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從支流走進了主流。當曆史的重任直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正值走向天命的年歲，時任黃委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1987年，他又兼任了小浪底工程設計分院院長和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設計總工程師。這意味著，小浪底這幅讓無數人充滿了憧憬也充滿了複雜變數的藍圖到底該怎麼畫，就交給他和他的這個團隊了。四年後，以林秀山領銜的專家組提交了小浪底工程的可行性報告，按他們的設計規劃，這是一個“以防洪、防淩、減淤為主，兼顧供水、灌溉和供電”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它和別的水利樞紐工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把防洪突出地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能直接產生效益的供電放到了最後。
對這個可行性報告，國務院在審查過程中又提出了很多問題，重點是要求進一步研究如何采用新技術和改進施工方法等。接下來，又是長達四年的設計、論證，人類用精細而繁複的筆，在那如迷宮般的弧線、圖形與符號中，對每一個比針鼻還小的細節，進行一次一次的修改和優化。這些圖形、符號讓我下意識地聯想起仰韶出土陶器上那些寬帶紋、網紋、花瓣紋、魚紋、弦紋和幾何圖形紋等。六千多年的歲月一下貫通了，從前世到今生，一條黃河激發了炎黃子孫源源不絕的想象力。如果說古人的刻畫更多地充滿了情感的暖色調，今人則把更犀利的筆鋒深入到了大自然的骨骼裏，心髒裏，脈絡裏。人類在黃河上描繪出來的種種藍圖中，這應該是最精細的一幅，也是最小心翼翼的一幅，從林秀山到每一個設計工程師幾乎是在一個絕望的世界裏描繪著希望的圖景。如果說成功是唯一的目標，失敗則有無數種可能。從暗藏的玄機、蟄伏的凶險，到所有災難性的可能，人類把該想到的一切都想到了，把不該想到的一切也想到了。
1991年9月1日，這是一個開學的日子，小浪底水利樞紐前期工程開工了。或許隻是巧合，卻又意味深長，無論是開工典禮，還是開學典禮，都有著對未來一份答卷的期待。
這年，林秀山52歲，他和他的設計團隊已為一個紙上的水利樞紐傾注了八年心血，而那曾經滿頭的黑發不知不覺已夾雜著一縷縷光亮的白發，一張白紙，在他溫熱的手裏終於變成了藍圖，但變成現實至少還要再等十年。
這年，王化雲83歲，由於多年來一直身患冠心病，他隻能支撐著病體，躺在病榻上觀看小浪底開工的電視畫麵，一個長久的憧憬，終於如願以償，一身的沉屙與錐心的病疼被欣喜與興奮壓住了。他睜大兩眼，凝視著每一個鏡頭，眼眶裏閃爍著顫抖的微光，一串憋了幾十年的老淚，無聲地滑下。他是幸運的，終於等到了小浪底開工的這一天。遺憾的是，他已經等不到小浪底建成的那一天，1992年2月，他便溘然長逝了，臨終時，一隻眼閉著，一隻眼睜著。按他的遺囑，他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邙山的妻子墓旁，一部分撒在黃河裏。一個為黃河奔波一生的生命，最終魂歸黃河，九曲黃河的波濤裏，依然洶湧著不盡的憂患，依然浮動著他依依不舍的牽掛，而小浪底，無疑是一個黃河之子魂牽夢繞的頻頻回首處。
同新中國水利史上的無數水利工程相比，小浪底有很多特別之處。它絕不是三門峽那種大躍進式的工程，從規劃設計到前期準備施工，一個痛定思痛的教訓讓中國人終於告別了那種理想主義的狂熱衝動。小浪底人一直保持著理智上的冷靜和清醒，一直在沉穩中從容不迫地推進。且不說此前長達八年的規劃設計，僅前期工程施工就幹了整整三年，直到1994年9月小浪底主體工程才破土動工。不慎重不行，水利工程是人命關天的工程，最終對它作出評判的不是人類，而是曆史。古往今來，哪一個搞水利的人，不想再造一個都江堰？然而數千年來，中國人又能留下幾個都江堰？這是所有水利人的夢想，也是人類難以實現的夢想。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底線，一個水利工程絕對應該利大於弊，絕對不能再出現三門峽那樣的敗筆，否則，一筆昂貴的學費又算是白交了。
小浪底工程還有一個特別處，也可以說是它的特殊身份印記，它不再是一個狹義的中國水利工程，而是一個廣義的世界水利工程，它身上擁有來自全世界最優秀的基因，它的血管裏流淌著來自世界的資本。當年為修三門峽工程，周恩來總理“作了這麼一個世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而小浪底工程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工程，全世界的人都參與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水利事業已從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跌入了曆史的低穀，也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國家一年的水利投資在當時不過30多個億，小浪底數以百億計的巨額投資從哪裏來？一個字，借，向世界銀行借。這對向來以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自詡的中國人又是一次難以作出的抉擇；但反過來一想，這何嚐不是一種十分自信的表現，敢於借，就是相信自己還得起。從羞於借債，到敢於借債，是中國人在自身的嬗變中，以小浪底為軸心發生的一次世界性轉身。從此，中國人不再像從前那樣一味強調“自力更生”，而是對自己的未來更加充滿了自信，借世界上的錢來辦自己的事，同時，也是借未來的錢來幹眼前急於要幹的事。這樣的自信，對一個民族，在某種意義上比自力更生尤為重要。
然而，這世界上的錢也不是你想借就能借到的，無論你怎麼強調自己的特殊國情，你都必須接受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作為總設計工程師的林秀山，除了負責工程的總設計，還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對利用世行貸款進行可行性研究，主持接待世界銀行對小浪底項目的考察評估。對那些老外幾近苛刻的嚴謹，他有著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感觸。想起當年那些事，老人的微笑裏充滿了苦澀，說：“你說你嚴謹，你同那些老外打交道就知道啥是嚴謹了，他們提出的問題特別多。諸如，為什麼修小浪底？可行不可行？還有一條，出了問題，有無備選方案？你聽著這些問題，很簡單，就像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孩子提出來的問題，可這些問題要回答清楚很不簡單，我們光給他們看的評估報告，堆起來這麼高……”
老人隨手比畫了一下，讓我一下看到了那個高度，差不多有半人高。
世界銀行終於答應貸款了，但你不但在貸款上要接受世界通行規則，在工程上也必須和世界接軌：從設計到施工，每一個關鍵環節都必須向世界招標。眾所周知，解放後，中國人一直在計劃經濟體製下辦水利，大型水利工程無一不是國家工程。國家把一個工程交給某個工程局，而當時所有的工程局也都是國家的，從施工、質量監控、投資控製都由這個工程局一攬子負責、一條龍完成，直到最後把鑰匙交給你——交鑰匙工程。而按國際慣例，你一個工程首先得有業主，小浪底是國家工程，但這個業主不能籠統地由國家來擔當，必須有一個很直接、很具體的業主。為此，水利部成立小浪底水利樞紐建設管理局，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來擔當這個業主，代表國家行使業主的職權，麵向國際招標。1993年8月，小浪底土建工程項目國際競爭性招標開標儀式在北京舉行，由國內外三十多家公司組成的九個國際承包商聯營體和一個獨立投標商參與競標。林秀山又開始和這些“國際縱隊”直接打交道，全程參與了工程的招標和評標。在激烈競爭中，最終中標的都是世界水利工程建設的各路勁旅：
以意大利英波吉羅公司為責任方的承包商中大壩標；
以德國旭普林公司為責任方的中德意聯營體中進水口泄洪洞和溢洪道群標；
以法國杜美茲公司為責任方的小浪底聯營體中發電係統標。
按國際慣例，除了業主、施工單位，還得有監理單位，而業主和施工單位都不能自己監督自己，為此又專門成立了小浪底谘詢公司，負責工程監理。與此同時，水利部還設立了水利部質量監督總站小浪底項目站，負責質量監督。對各項支出，由國家審計署審計。就這樣，一整套按國際通行標準打造的水利工程建設體係，在小浪底組成了。如今，這些國際慣例早已成為中國慣例，但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國際慣例對於中國無一不是劃時代的開創與破冰之舉，這也正是小浪底工程超越了一個單純水利工程的意義。在小浪底這樣一個峽穀的出口處，中國人從頭開始學會了世界通行規則，又在實戰中越來越熟練自如地運用著世界通行規則。那些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從來不問世事的國家工程局，如今也按國際慣例打造為“國際縱隊”中的一支支勁旅，在國際競標中擊敗了一個個強有力的對手，登上了世界工程建設的一個個製高點。
在小浪底的設計上，也凝聚了世界的智慧。從上世紀80年代，中方人員就與美國伯克德工程公司進行小浪底工程聯合輪廓設計。柏克德公司是一家具有百年曆史的綜合性工程公司，他們的目標是永遠做全世界最優秀的工程設計、施工及管理公司。說起來又令人匪夷所思，這家在美國工程建設領域名列榜首、在全球工程總承包商中名列前茅的公司，竟然是一個家族企業。一個家族企業創造的利潤幾乎超過了中國當時所有的國家工程局，他們在世界七大洲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承建了數以萬計的工程項目，無一不讓人尊敬和仰望，其中堪稱20世紀工程奇跡的美國胡佛水壩、英吉利海峽海底隧道等，都是伯克德的代表作。而他們參與設計的小浪底，無疑也是他們在中國的一個代表作。
小浪底不但讓伯克德引以為榮，凡是當年參與小浪底工程的建設者，無一不對這一工程充滿了自豪。作為一個世界級工程，小浪底給全世界帶來了榮耀。中標的三大公司，無一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國際水利工程公司。在接下來的施工中，他們大規模采用了世界一流水平的新技術、新工藝和先進設備，這也讓小浪底成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利科技競爭平台和展示平台，一下就把中國水利工程建設推上了世界一流水準。
隨著一支支洋施工隊組成“國際縱隊”挺進小浪底，一夜之間，這些來自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施工人員，把晉陝大峽穀的一個出口處變成了一個旌旗招展的小聯合國。這也讓許多當時還處於閉塞狀態的中國人，第一次看見了地球村是什麼模樣，第一次看見了那些建築工地上的洋大人是怎樣生活的。他們的生活區，如同優雅寧靜的國際社區，新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國際社區，或許就是在小浪底形成的。花園，綠地，太陽傘，沙灘椅，遊泳池，營造出了一方清風徐來、暗香浮動的溫馨港灣，一道有形或無形的圍牆，避開了建築工地的喧囂與塵土飛揚，也讓在同一個建築工地上勞動的中國工人可望不可即，在他們眼裏，那是如同夢幻般的人間仙境。那些從工地上回來的老外們，穿著泳裝、浴衣，或在陽光下秀著健美的肌肉，或躺在白色的沙灘椅上悠閑地喝著咖啡，一個個神清氣朗，臉上看不見一絲倦色，怎麼看也不像是建築工地上的施工人員，倒像是在度假村裏度假的貴族紳士。而中國的建築工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住的是簡陋的集體工棚，房子是板壁釘起來的，床鋪是磚塊壘起來的。那些剛下班的工人，像是剛從爛泥坑裏掙紮著爬出來的，一個個渾身泥水，疲憊拖遝，拖著的兩條腿，像是灌了鉛一樣。
同一個工地，卻像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類。
這還隻是表麵上的差別，還有更深層的文化、理念和思維上的差異，你看不見，卻碰得見。在施工中，這人性深處的差異時常會以碰撞的方式彰顯出來。正是在這樣的碰撞中，讓很多以前很少和老外打交道的中方人員明白了一個很普通的常識，一個世界性的真理：跟這些老外打交道，你千萬別講那些吃苦啊、奉獻哪、精神啥的，他們不跟你講這些，你隻能跟他們講合同，對於他們，合同就是一切。
有這樣一個細節：1997年10月，大河即將截流，中外工程隊都在按合同規定的工程進度施工。由於小浪底地下水位很高，在一號導流洞澆築混凝土時，裏麵積水較深，但外國施工方為了趕工期，沒有及時抽水，給施工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當時擔任工程監理的薛喜文聽到反映，趕到現場，要求施工方先抽水再澆築，但那個老外卻嚷嚷說，如果抽水，就會耽誤工期，這個責任誰來承擔？薛喜文和老外打了幾年交道，已經很有經驗了，他早有準備，把合同帶來了，指著合同對那位洋大人說：“如果你們不抽，我就讓別的施工方來抽，按合同，所需費用從你們這兒扣除！”那老外一見合同，如見聖經，在這些老外的心底裏，除了聖經，最信奉的便是合同，這就是他們奉行的契約精神。薛喜文說完該說的話轉身便走了，一句多餘的話也沒說，而這個外國施工隊也在規定的時限內加班抽完了積水。
透過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中方人員在和這些老外發生碰撞的過程中，已經學會了國際慣例，也熟練地運用著國際慣例。在小浪底工程按照國際上通行規則的建設過程中，中國人也在文化、理念和思維上進行一種潛移默化的、和國際接軌的精神重建或再造。從一開始不知怎麼與外國人打交道，到越來越善於與外國人打交道，越來越顯示出了一副雍容大度的開放而自信的姿態，看世界的眼光和視角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通過這些老外，他們已經把目光放大到了整個世界，有了世界性的眼光。
說到小浪底與老外們打交道最多的人，無疑又是總設計工程師林秀山，他和這些老外自然也時常會發生碰撞，頻頻過招。但他談得最多的還是那些老外的敬業精神。他們來小浪底的目的很明確，賺錢。他們賺錢的目的很明確，享受生活。為了賺錢，為了享受生活，為了履行合同，他們也會為此而傾注自己的心血與智慧，去完成一項項難度極大、充滿了艱險的施工。黃河是世界上最複雜、最難治理的河流，要不，三門峽也不會出現那麼多災難性的問題。但小浪底特殊的水沙條件，變幻莫測的地質結構，施工難度之大，風險之高，無不超過了三門峽，也超過了黃河上所有的工程，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水利工程之一。而難度最大的一個工程，就是德國旭普林公司中標的小浪底泄洪工程。該工程第二標段的原項目經理維根（Wiegand），一開始還不知道這塊骨頭有多麼難啃，初來乍到，他便口出狂言：“日耳曼是地球上最優秀的民族，從來沒有難倒我們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