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便是一支正宗的崇奉理學的軍隊。1854年，曾國藩從衡陽出師討伐太平軍，發布《討粵匪檄》，指出討伐太平軍是因為太平軍破壞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禮製：“舉數千年中國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天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湘軍其他將領羅澤南、胡林翼等人都“上馬打戰，下馬談經”，以理學精神教導部下，對湘軍將士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加重了湘人的衛道保守意識。
正是以上這些人文的、自然的因素，使得湖湘文化的保守性一直留存發展，進而使得近代湖南的整個社會經濟、觀念形態一度處於僵化閉塞狀態。
當洋務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時，即使是更為偏遠的陝甘、貴州、四川地區都能聽到近代機器的轟鳴聲，但是湖南卻處於無聲無息的境況。幾十年過去了，湖南社會絲毫未曾注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新鮮血液。湖南人的守舊態度，好似一口枯井，外在的激蕩，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開始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
湖南曾經以“守舊”而名聞天下，一位傳教士如此給湖南定位：“多年以來，它是大陸腹地中一座禁閉的城堡，因而也是一個無與匹敵、特別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國的保守主義，以及對於所有外國事物的反感，都在這兒集中起來了。因此，這裏不僅產生了中國最好的官吏和軍隊，也出現了對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擊。不管別的省份采取什麼態度，湖南仍然毫無容情。”到1898年，有人如此評價湖南人：“湘中向不與外人通，讀書積古之儒，幾至恥聞洋務。西人所謂守舊之黨，莫湘人若也。”封閉的文化和守舊的氛圍延緩了湖南近代化的進程，這種負麵影響甚至在今天也未能完全消除。
三、打破禁閉，湖南近代多思想先驅
湖湘文化雖然有難以逾越的封閉性，但近百年來湖南湧現出來了一批打開國門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對今天的湖南人來說，依然有著蕩氣回腸的榜樣昭示作用。
自肇興之初，湖湘文化就不乏兼容並蓄、吐故納新的開放特性。南宋時期的嶽麓書院講壇上，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學派的學者都能夠放言高論，傳播其學說，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湖湘學派的博大胸襟。
進入近代以後，盡管湖南人作為一個整體沉醉於“無湘不成軍”往日輝煌裏，頑固地抵抗著外來一切的新生事物，使湖南背負著“以守舊聞天下”的惡名。但其間一些走出湖南的湖湘子弟，卻在特立獨行地傳承和發揚著湖湘文化的開放秉性。
湘軍統帥曾國藩在親眼目睹並親身感受洋槍洋炮的威力後，便開始了他的向西方學習的曆程。“仿西洋之法”改革軍事，整頓吏治，培養人才，建立起了近代中國最初的軍事工業，他組織人造輪船、製機器、開礦山、建譯書局、辦新式學堂、選派中國第一批幼童留學美國……用實際行動啟開了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閘門，揭開了洋務運動的序幕，他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化事業的奠基人。
甲午戰敗使湖南人蒙上恥辱，也恍然清醒。湖湘文化的開放性由此得以張揚與勃興。
1895年李鴻章的淮軍在中日戰爭中連吃敗仗，全國上下唯湘軍是望，希望湘軍再顯神威，挽狂瀾於既倒。湘軍力圖挾昔日名威，創造化腐朽為神奇之功效。然而牛莊之役的慘敗，使湘軍戰無不勝的神聖光環在遼東半島的血雨腥風中黯然散失。原以為可以拯救天下的湖南人，頓生一種沉重的負罪感，認為“甲午的敗仗，實在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陡生“救中國當從湖南始”的強烈責任感，湖南以“救亡”、“變法”為己任的士風民氣高昂到了極點。
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之後，湖南立憲人士首先發起了立憲請願運動，要求廢除君主專製，召開國會建立責任政府。
與此同時，湖南人積極走向世界，數量之多冠於其他省份。據1904年《清國留日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統計，當時的留日學生為2395人，湖南籍學生為373人。1919～1920年，全國赴法勤工儉學者約1600人，湖南為346人，是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
這些走出湖南，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的莘莘學子，如黃興、宋教仁等人無不積極探索民主革命的道路，成為救國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