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宣布對於罷遣的軍士給予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方麵的優遇，即賜爵授田。並且明確宣稱，所依據的原則，正是“法以有功勞行田宅”，即按照戰爭中的功績和勞績分配土地宅屋。這一政策雖然文辭內容似乎與秦法相類同，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卻表現出新的意義。對於所謂“從軍歸者”及“有功者”“賜爵”及“先與田宅”，安定了人心，使最有生機的社會力量傾心歸複到農業生產中。同時，也使一個包括中小地主和富裕自耕農的較富有實力的階層，成為新興的西漢王朝的堅實的社會基礎。
劉邦同時還宣布了兩項重要的政策：
一，“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二，“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平民在戰亂以前的身分地位以及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在回歸故鄉後，得到政府的全麵承認。地方官不得歧視欺淩。戰亂中被迫自賣為奴婢者，恢複平民的地位。這樣，使戰亂中大量流亡於野山大澤的民眾重新回歸到政府控製之下，成為編戶齊民，又使一定數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事實上，曆代王朝謀求天下之治的成與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政府實際控製人口數量的比率。劉邦在漢初實行的有關政策，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有利於西漢王朝政權的鞏固。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又宣布士卒當年跟隨入蜀、漢、關中的，終身免除徭役。劉邦早期軍事集團成員的特權，又得到進一步的確定。
考察漢初政治格局，可以發現一種平民風格。
劉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時任過亭長。他的功臣集團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張良家世高貴而外，其餘多為所謂“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者。蕭何、曹參、任敖、周苛都是基層政權的普通小吏，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噲是屠狗者，周勃是織席、吹簫服務於喪事者，灌嬰是賣織品的小販，婁敬是挽車的普通役人。清代曆史學者趙翼總結西漢初期政治結構，曾經稱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他同時指出，這種打破貴族政治傳統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由此可以說明，“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二中寫道，自古以來，都是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也世襲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後來這種政治格局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於是以殘虐之心役使民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約束限製；而強臣大族，又篡弑相仍，政治爭鬥激烈，以致禍亂不已。這樣的政治形勢是不能不改變的，但是數千年來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也難以迅速扭轉。戰國晚期，這種貴族政治體係實際上已經動搖，不過，新的政治體製的麵貌尚不明朗。秦開一統之局，政體煥然一新，但是，“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大臣的任用雖然已經打破“世祿”的傳統，而最高統治者，依然是王族世襲。直到漢初，新王朝之氣象大變，似乎“天意已另換新局”，新的政治體製得以開創，“天之變局，至是始定。”而且新的貴族在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統治之下，權位隨時可以消除。於是三代以來世侯世卿之陳舊政統，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
當時的官僚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比較能夠接近社會下層，作風也與後世有所不同。身為將相的高級官員，有時甚至乘坐牛車。蕭何以丞相之尊，購置田地宅院一定要選擇窮僻之處，住所的修建不願意大興土木，不作豪華的裝修。他說，“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就是說，後代如果賢良，一定會繼承我的簡樸之風，如果不賢良，家業也不至於為權勢之家所侵奪霸占。漢王朝建國之初，朝廷儀禮簡省，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說，當時朝中往往“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這一情形，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風的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