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家顧炎武
顧炎武，號亭林，江蘇昆山人，出生於公元1613年，學者們都叫他亭林先生。顧炎武的家庭是江蘇有名的四大富戶之一，又是世代相傳的書香門第。從他的高祖到他的父親，祖孫五代都作過明朝的大官。顧炎武的養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教養學識的婦女。她還沒結婚，丈夫就死了，後來抱養顧炎武做兒子，決心要將他培養成人。
顧炎武小時學習非常勤奮。3歲的時候，養母就親自教他讀書，給他講古代英雄的故事。10歲時，開始跟隨祖父學孫子、吳起的兵法著作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鑒》等曆史書籍，14歲就考中了秀才，正是“少年得誌”。
顧炎武不僅專心學習，還關心國家大事，他參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學團體“複社”，開闊了視野，培養了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接受了福王的邀請，到南京擔任兵部司務，可是不到一年福王政權也滅亡了。顧炎武滿懷亡國之恨，回到家鄉組織義軍抗擊清軍。不久，清兵攻占昆山，顧炎武率義軍苦戰了四個晝夜，因對方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了。養母王氏聞訊之後，深為國家前途擔憂，自此粒米不進，絕食而死。臨終前還囑咐顧炎武說：“我雖然是個婦道人家，也有愛國的思想；你千萬不要忘記亡國的恥辱，不要當異族的臣子，要牢記先祖的遺訓，那樣我死也瞑目了。”顧炎武將養母的遺訓深深地銘刻在心中，決心抗清到底。
顧炎武安葬母親後，立即與唐王政權聯係，籌劃聯合組織力量抗擊清軍。不料這件事走漏了風聲，被人告發到清朝，顧炎武因此被關進了監獄。後來，他的幾位好朋友經過多方努力，才設法把他搭救出來。
顧炎武在家中沒法呆下去了，隻好背井離鄉，開始了旅居生活。顧炎武注重將學到的書本知識與實際聯係起來。他從明朝滅亡的慘痛曆史教訓中，深感必須要尋找社會興亡的真正原因和曆史規律。
45歲時，顧炎武帶著兩匹馬，輪流騎坐，還有兩匹騾子馱著必備的圖書，走上了深入社會調查研究的道路。他先後遊曆了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凡是名山大川，天險要塞，他都要親自登攀，詳細考察。到了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薊州、昌黎等戰略要地，他都親自來到當地的老農和退伍的老兵家，聽他們介紹情況向他們詳細詢問地形、地勢和風土人情。遇到與書本記載不一致的地方，他都反複勘對，校正書本的錯誤。遇到古碑遺跡，他總是設法越過荊棘和野草，有時幹脆就手足並用，爬到碑前，擦去碑上的斑蘚青苔，仔細辯認誦讀，將它摹拓下來。
在長期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顧炎武提出“務農積穀”、“守邊備塞”的戰略思想，提倡國家要加強邊防力量，要關心邊境人民的疾苦，設法使他們生活富裕起來。
顧炎武身體力行，從來不“紙上談兵”。他每到一處考察，凡是能辦到的，總是親自去辦。他看到北方豐富的水利資源被白白浪費了，深感惋惜，就計劃把南方的水車、水碾、水磨引進過來，還寫信邀請南方的朋友來邊塞一同實現這些計劃。他到一處住下來，看到可開墾的荒地，就與當地農民一起挖地，種植五穀，深得農民的欽佩。
顧炎武為人直率，同時又謙虛好學。周圍人都喜歡與他在一起交談，他遇到不懂和有疑問的問題，虛心向有經驗的老者請教，積累了豐富廣博的知識。很快他的名字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傳開了。
顧炎武在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涯中，著述甚豐。他完成了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的對治國安邦方略的研究，寫成了《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這兩部書不但是研究民生利弊的專著，而且是清初地誌學上的重要著作。《肇域誌》一百卷，專門論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天五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二百萬字，專門論述地方利弊和經濟的發展。凡是有關河流水道、農田水利、工礦資源、交通運輸、戶口田賦、兵防徭役等情況，他都作了詳細的記述。
顧炎武又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思想家。他認為宇宙是物質構成的，強調要從具體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對主觀空想。他還積極主張進行政治經濟改革。除此以外，顧炎武在音韻學、考據學、訓詁學、曆史學等方麵，都有獨到的見解和豐富的著述。
他晚年時，清王朝對待漢族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康熙帝為了籠絡漢族的知識分子，下令叫各地舉薦著名學者。顧炎武那時已是名聞天下，有人舉薦他，都被他嚴詞拒絕了。
顧炎武從45歲離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了25年。晚年才定居在陝西華陽縣，授徒講學。公元1682年，顧炎武在旅經山西曲沃時，不幸患病，與世長辭。
曹雪芹與《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長篇小說，他的作者是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間的作家曹雪芹，續作者為高鶚。曹雪芹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
曹雪芹（1715？—1763？），名，字夢阮，號雪芹。其先世本是漢人，但很早就成了正白旗內務府“包衣”，也就是皇室的“家奴”。這就確定了曹家的特殊的社會地位：一方麵是家奴；另一方麵，因為是皇室的家奴，所以與皇帝的關係還非常密切。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曾經做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康熙對曹家就特別的信任。1663年，清政府設置“江寧織造”，這是一個負責為皇家提供紡織物的衙門。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始任江寧織造，自此，曹家三代四人連任不斷。由於康熙對曹家的信任，曹家幾代江寧織造，除負責織造工作之外，還有特殊的使命，即作為皇帝的心腹和耳目密切監視著江南的情況，大則官吏、人民的動向，小則物價、氣候和變化，一律直接奏明皇帝。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江寧織造時間最長，最受康熙信任。康熙6次南巡，有4次在江寧織造府駐留，並由曹寅接駕，使得曹家門庭生輝。當時的曹家榮華富貴俱全，盛極江南，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的賈、史、王、薛四府，實際上就是曹家等封建豪門的化身。
曹寅是當時的“名士”，能寫詩、詞、戲曲，又是有名的藏書家，著名的《全唐詩》就是由他主持刻印的。這樣的家庭傳統對培養曹雪芹的文學才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寅死後，曹喁、曹俯相繼承襲職位，曹雪芹大概就是曹俯之子。其時清宮廷內部鬥爭異常激烈，雍正五年（1727），曹俯因“行為不端”被株連，獲罪落職，家產被抄。曹家被抄時，曹雪芹剛好13歲。少年時代的經曆，對曹雪芹以後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曹家被抄後，地位一落千丈。曹雪芹跟著父親遷居到北京。乾隆即位後，曹家的地位略有好轉。但四五年後，一場重大的政治風波，使曹家徹底敗落了。曹雪芹從此由貴族公子淪為窮困的小市民。
曹雪芹經曆了家勢盛衰巨變，備嚐人間冷暖。成年後，他流落到北京西山腳下居住，生活非常貧困。他住在一條“滿徑蓬蒿”的“僻巷”內，一家人常常靠喝粥過日子。有時，他想喝點酒，也沒有錢去買，隻得向酒店賒帳，常常受到當權的豪富貴人的“白眼”相待。曹雪芹身處厄境，卻不事權貴。他心胸坦蕩，喜酒健談。曹雪芹就是在貧困的條件下，靠寫文章、作畫和行醫度日。這也使他有更多的機會與普通勞動者接觸，擴大了他的創作視野。
一年除夕，一個名叫於叔度的跛足貧民向曹雪芹述苦：“我家斷糧3天，現在又是寒冬臘月，我是借貸無門啊！我的孩子整天拉著我的衣服，跪在我膝下，又凍又餓，哭叫不休。唉，我是求死無路啊！”曹雪芹對於叔度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便和於叔度商量謀生的辦法。於叔度告訴曹雪芹：“我見到有貴公子買隻風箏就拿出數十金來。如果我能做風箏去賣，倒可以養活我一家幾個月了。”多才多藝的曹雪芹就教於叔度紮風箏，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後來，曹雪芹還專門寫了一本《南鷂北鳶考工誌》，專門介紹怎樣繪紮風箏。他在這本書的“序”中說：“我寫書的目的是為殘廢而生活無著的貧民得到一個謀生的機會！”
曹雪芹在貧困中，增強了對封建製度黑暗、殘酷、虛偽和必然崩潰的命運的認識，增加了他對受官府貴族欺淩壓迫的勞動人民的深刻同情。他提筆寫小說，立誌要把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對人生的獨特見解以及對社會時代的強烈批判表達出來。盡管他家經常喝粥斷糧，但他仍然在作畫出賣、與人暢談、訪問疾苦的餘暇，伏案疾書，夜以繼日地寫作《紅樓夢》。曹雪芹以“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艱辛勞動，終於寫出了不朽的《紅樓夢》。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京師流行天花病，曹雪芹非常寵愛的獨生子也因患天花病而死去了。貧困交加的曹雪芹日夜思念兒子，經常痛哭，自己的病也加重了。這年的除夕，他終於“淚幹而逝”，離開了這個世界。終年才48歲。他家裏除留下一個年輕的妻子和幾束書稿外，分文沒有。他的好友們湊了點錢才把他草草入土安葬了。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曹雪芹在世時，即以抄本流傳。由於80回以後的文稿，在流傳、借閱中“迷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僅以80回流傳。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2年），高鶚把自己續寫的後40回和經他作了改動的前80回合在一起，由程偉元以活版印行。於是世上才有120回的《紅樓夢》。《紅樓夢》在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上達到的水平，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紅樓夢》所描寫的不是“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愛情故事，而是寫貴族青年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戀愛和婚姻悲劇。小說的巨大的社會意義，在於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寫這個愛情悲劇，而是以這個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其中又以賈府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會後期的種種黑暗和罪惡，及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和行將崩潰的封建製度作了有力的批判。
正是由於這種偉大的價值，200年來，《紅樓夢》廣泛流傳，以至於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紅學”研究作為一門專門學問。《紅樓夢》被越來越多的人喜愛和閱讀。
神州盛世
康熙帝繼位後，雖然國內大局已定，仍麵臨數處困難，恢複和發展經濟是穩定政治局麵的重要環節，他在宮廷禦柱上書寫六個字：“三藩、河務、漕運。”三藩平定後，河務就提到日程。如果說土地是農耕民族繁衍的搖籃，那麼水利就是農耕民族生息的源泉。治水修河，成了曆代帝王的心患。康熙十六年康熙帝任命靳輔為河道總督，負責治理黃河。
靳輔是遼陽人，順治年間入仕，先後擔任編修、安徽巡撫、英武殿學士等職，一向勤勤懇懇，辦事老練。他手下有一幕僚叫陳潢，生長於錢塘江邊，深諳水性，在水利方麵很有經驗。靳輔在陳潢的協助下，用疏導和築壩相結合的辦法，黃河經過他十餘年的治理，大有改觀。康熙帝南巡時，特到黃河視察河務，看到靳輔在各河段修築的減水壩，叮囑道：“減水壩原用以泄水，遇泛濫橫流，安知今日減水壩不為他年之決口？且減水旁流，浸灌民田，當籌劃措置。”靳輔也考慮到減水壩擾民不小，於是便提出開新河的辦法。新開的中河既免減水壩淹民修補之苦，又提高了運輸效率。康熙知道後，對他誇讚不已。
靳輔與陳潢在治黃工程的半途上不幸相繼病逝。後來張鵬翮出任河道總督，又使黃河工程有了生機。康熙四十四年二月九日，康熙第五次南巡，又視察了黃河工程。他看到九裏岡巍巍的大壩，治理得很理想，對張鵬翮非常滿意倍加讚揚，特賜一把康熙親筆提字的小扇，勉勵他努力治河，為國分憂。經十幾年的努力，使經常泛濫的黃河“水歸故道，漕運無阻”，曾幾度汪洋的蘇北七州縣的大麵積土地得以恢複耕種。大運河免受黃河之災，暢通無阻。漕運的恢複，使南北經濟貿易繁榮起來。
康熙帝在位61年，六次南巡，雖說是遊山玩水，以陶冶情趣，舒宮中政務繁忙之苦，但也不忘視察民間的疾苦，了解民情。在太湖遊覽時，對太湖衝刷土地之事，十分關心，了解得十分詳細。然後，責令有關大臣進一步調查，製定出一個具體減免賦稅的政策。
清初的皇帝深深感到明朝滅亡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苛捐雜稅繁多。什麼地、賦、人丁等稅，還有什麼“遼餉”、“剿餉”、“練餉”等名目繁多的軍餉，再加上豪門、惡吏暴征亂派促使農民生活無望，紛紛起來造反，起義烽火越燒越旺，直至明朝滅亡。所以多爾袞進入北京後，首先廢除了明朝一切不合理的苛捐雜稅，對於亂攤亂派的貪官法吏、土豪劣紳予以製裁。康熙帝繼任後，又在原基礎上製定了更係統、更完善、較合理的賦稅製度和征收辦法。同時對因兵禍、天災造成的疾苦，康熙帝還特下旨進行賑濟。
在減免稅收的同時，康熙帝又下令廢除手工業工人的匠籍製度，準許他們自行開業，不再做官府的手工業奴隸。廢除明朝以來的樂戶、惰民等賤民身份，使他們同受良民一樣的待遇。鼓勵農民到邊遠、山區開荒種地。開墾出來的地，歸開墾者所有，政府給發放印信，永準永業。開墾出來的地稅，開始為免稅3年，後又延為免稅6年，個別偏僻之處，免稅10年。對雲貴等地區還允許官府雇工墾荒，邊境駐軍實行屯田。由於措施得當，全國耕地麵積由康熙初年的527萬頃，上升到851萬頃。
康熙帝對工商業也十分重視。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下令開放海禁，並和日本、朝鮮互通貿易。同時在廣州、寧波等地建立海關，征收關稅。江南紡織業隨著農、商的發展也十分繁榮。由於康熙帝降低了紡織業的稅金，促使紡織業蓬勃發展。
康熙帝在位61年，對外以強兵衛國保疆，對內多實施安撫政策，對有著正統思想的漢人則用儒家思想進行束縛，其政策有六項：
一、崇祀孔子，親往祭典。國子監講授程朱理學。
二、舉“博學鴻詞科”，籠絡漢族名人名士。
三、開館編寫《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書，使文人誌士才有所用，心有所想。
四、六下江南，召見名人雅士，體察民情民風。
五、開千叟宴，召見天下年過65歲以上的官員，以示滿漢一體。
六、科舉考試，恢複八股文，以籠絡士人之心，收羅英才。
由此，帝業始固，社會穩定，邊境安寧，隨著農、工、商的發展，文化藝術也繁榮起來，詩、詞、歌、賦、散文、小說、戲劇等爭奇鬥豔，這些作品大都是謳歌這一時期的太平景象。著名的戲劇《長生殿》、《桃花扇》，小說《聊齋誌異》等等，雖然有些內容有一定的諷刺與鞭撻，但對清朝的統治還是有利的。這些作品發表後，流行很廣，頗受百姓的喜愛。由此可見，康熙帝功業之顯著，垂於青史，昭然後世。
清朝廷大興文字獄
滿清貴族統治全國以後，一方麵重視、籠絡知識分子，另一方麵又對不利於其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嚴加禁錮，進行思想統治。他們既努力學習漢族文化，又對當時文人的詩詞文章特別注意。隻要從中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就指斥作品影射朝廷，因此大興冤獄有時還株連九族。就連那些刻書、買書、賣書的人，也都會牽連受罰。人們把這類冤獄叫做文字獄。
清朝最早的文字獄，出現在康熙統治時期。
清代初年，文人們聚集結社的風氣很盛，由於經曆了明代覆滅的重大曆史變動，文人們在詩文中往往要寄托他們懷念故國的情緒。所以，從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以後，政府便不斷頒布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浙江有一個叫莊廷龍的人，自己出資刻了一部《明史》。書中記有明末天啟、崇禎朝的事跡，其中，自然有一些指斥滿族人的字句。清輔政大臣認為這是大逆不道，下令嚴辦。這時，莊廷龍已死，朝廷仍然不肯放過。他們刨出棺木，開棺戮屍，焚燒屍骨，不僅如此，還把他的兄弟、兒子、侄子以及為這部書作序、刻印、校對、發行、收藏的共70多人，全部殺害。受株連的多達200人，其中以聚集結社的文人最多。這就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文字獄“明史案”。康熙年間，還有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等文字獄。
到了雍正年間文字獄更加增多，也更加殘酷。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朝開始對文人結社定下法例，嚴加究查。雍正一朝，對因文字罹禍的汪景祺、呂留良、曾靜之等人實行殘酷鎮壓，對當時的文人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其中，最慘絕人寰的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的查嗣庭一案。查嗣庭是當時的禮部侍郎，他到江南去主持科舉考試，出了一道八股題“維民所止”。“維民所止”本是“四書”《大學》中的一句話。清朝政府卻在“維”和“止”兩個字上找到了問題。認為“雍”字去掉，正字去掉“一”就是“維”“止”二字，所以，他們認為出題者是在暗中發泄要砍雍正皇帝頭的思想。雍正皇帝知道後，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到江南，把查嗣庭押回北京，關進大牢。查嗣庭連氣帶病，死在獄中，雍正皇帝氣恨難消，還命人把查嗣庭戮屍示眾，把他的家屬流放到至少3000裏開外的地方去才算罷休。
呂留良是清初思想家。他稱清朝為“北朝”，稱明朝為“本朝”，主張分清“華夷之別”。清朝皇帝就是“夷”，必須把他們趕走。呂留良死後，他的著作傳到湖南，被一個以教書為業的書生曾靜讀到了。曾靜十分信服呂留良的說法，特地跑到呂留良家鄉浙江去搜尋他的遺著。呂留良的兒子和門生把呂留良的遺著全部送給了曾靜。曾靜回到湖南，就開始傳播呂留良的理論。他的一個學生張熙聽了，也很信服，便自告奮勇到西北，找到川陝總督嶽鍾琪，勸他反清。嶽鍾琪能征善戰，是清初的一員名將。據說他是南宋抗金名將嶽飛的後代，張熙才想到去聯絡他。可嶽鍾琪生在清朝，當的又是清政府的地方大官，根本不想學祖宗嶽飛抗擊金兵，更沒有恢複明朝的念頭，他把張熙勸他反清這件事報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得報，當即傳下聖旨，把張熙、曾靜以及呂留良的兒子、學生都抓起來，押解到北京聽候處置。這一次，他決定不殺曾靜、張熙，而是也寫了一本書叫《大義覺迷錄》。在這本書中，雍正皇帝承認清朝是“夷”。但是，他又說，皇帝是上天指派的，上天隻問某人的“德”，並不問某人出生在什麼地方。他又發揮說，舜就是東夷，周文王就是西夷。由於他們品德高尚，所以當了君主。雍正皇帝想以此說明“華夷無別”，自己雖是滿人，卻與舜和文王一樣，是上天授給的皇位。他讓人把《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又赦免了曾靜、張熙的死罪，讓他們到南方各地去宣講這本書。同時，卻對呂留良等人毫不留情。呂留良已經死去幾十年了，還要開棺鞭屍示眾。又將他的兒子、學生、刻書藏書者連同他們的家屬，一律處以死刑，孫子輩則流放到東北，給滿族騎兵做奴仆。
乾隆時期，文字獄有增無減。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前後48年之間，共有文字獄63起。乾隆還不同意雍正皇帝的看法，覺得承認滿族是“夷”不妥當。於是，把《大義覺迷錄》列為禁書，全部收回，又下令把曾靜、張熙再抓起來，淩遲處死。
1777年，江西舉人王錫侯注改《康熙字典》，在凡例中提到玄燁、胤禎的廟號及弘曆的名字，沒有避諱，被認為是“大逆不道”而被治罪；巡撫海成因為隻是奏請革去王錫侯的舉人，被指為包庇，革去了職務。
此外，乾隆皇帝還多次頒布禁令，對於那些不利於清朝統治者的“異端邪說”，一律加以查禁、銷毀。據統計，僅從1774年到1782年8年中，全國毀書24次，538種，13862部。
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和焚書坑儒一樣，都嚴重阻礙了進步思想的傳播和科學文化的發展。當時的知識分子一舉手，一投足，稍不注意，就要得罪統治者。一些文人學士隻好逃避現實，埋頭整理古代典籍。清朝統治者極端專製主義的統治以及文人們“避世”的治學方法，使清朝的政治局麵和學術思想越來越僵化，毫無生氣。同時，大興文字獄加劇了臣民的不滿，對清政府產生了巨大的離心力，成為清王朝衰敗的重要原因。
四皇子胤禎奪位
康熙帝是一個有作為的好皇帝，一生共有35個兒子，長大成人的有24位。長子允祚是妃子所生，二子允礽是皇後所生，而其母早逝，康熙帝比較喜愛他。允礽自幼聰慧，長成一表人材，在諸皇子中是姣姣者。康熙十四年立允礽為太子改名胤礽。過早地立太子確實也帶來一些問題，一些附庸的勢力小人為自己將來的前途，厚顏無恥的奉承太子，離間諸皇子間的關係，太子又受皇帝的偏愛，性格難免起變化，乖戾的性格也逐漸暴露出來。胤礽二次被立，二次被廢。
胤祚覺得自己雖是妃子所生，但是排行老大，太子的寶座是有希望得到的，因而頻繁活動，不僅拉攏一大幫人支持自己，還用一種迷信的巫術來詛咒太子胤礽早點死。四子胤祚為人奸詐，頗有心計，他認為自己是在位皇後所生，胤礽被廢，其太子之位則非他莫屬。在宮內緊緊抓住原皇後的弟弟隆科多，二人關係確實不一般。此外，他還暗中交結權臣年羹堯。三皇子胤祉文武全才，為人忠厚，平日與胤礽關係不很好，對皇太子的位置無爭執之心，他認為父子之間沒有什麼大事，即使不合，很快就過去了，所以他堅信將來皇位還是二哥的。八皇子胤禩雖是妃子所生，但知識淵博，文才出眾，又善交際，很得一些大臣的擁護，所以他也積極活動，拉攏一幫人為自己鳴鑼開道，爭奪太子寶座。十四皇子允禎與胤祚一母所生，為人比較正直，也很幹練，文武雙全，坐鎮西北對此事無所想……此時的諸皇子根本沒有考慮什麼國家利益、兄弟情誼，都想把太子寶座搶到手。這些事漸漸被康熙帝知道了，總想找個機會教訓他們一番。
太子胤礽處處防備其他兄弟在皇上麵前進讒言。為此，派人秘密偷聽皇帝與諸皇子間的談話。此事被皇帝發現，十分震怒。為此，於康熙四十七年八月，第一次將太子胤礽廢除，同時將長子、三子、四子、五子、八子都分別囚禁起來，給予警告。
廢黜太子，立刻引起朝臣們的注意。十一月的一次早朝，康熙帝提出立太子一事，話音剛落，立即有人啟奏。按慣例每次皇帝發問，諸臣總是沉默、思考一下，才有人啟奏。今日卻反常，康熙帝一看啟奏者竟是自己的嶽父佟國維。佟國維保薦八皇子。他一講完，諸臣立即附合都讚成立八皇子。康熙帝明白，這些大臣是被八皇子買通好的，所以急忙上奏。康熙帝威嚴地說：“立嗣應遵長幼之序，嫡庶有別，被廢太子胤礽排行老二，如今怎能一下子輪到老八頭上呢？”諸臣聽後啞口無言。
康熙帝退朝後思緒萬千。得知大皇子允祚請蒙古喇嘛用妖術詛咒太子，又想胤礽死去的母親，舐犢之情油然而生。七八個月後，又恢複了胤礽的太子之位。然而胤礽的確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太子，舊習不改，新病又犯，故技愈演愈烈。最後，康熙帝不得不忍痛再一次廢胤礽的太子之位。這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事。這時的康熙帝已經是年近六十的人了，無論是精神、體質都難以經受這樣地打擊。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康熙患病，這對一位69歲老人來說是非常危險的，這一點康熙帝是十分清楚的，而此時他所麵臨的還是皇位的繼承人問題。經過反複考慮和比較，他認為唯有十四皇子允禎是合適人選。十四子為人很有修養，文韜武略都很好，大有作為。諸皇子爭奪繼承權時，他從不參與。所以康熙帝決定傳位給十四皇子。此時，允禎正任撫遠大將軍駐防西北。康熙帝下密詔：“傳位十四皇子”，讓他火速從西北趕回京師繼承大統。不料此事竟被日夜守護在病榻前的顧命大臣隆科多所知，隆科多看後急急忙忙找四皇子胤禎商量。胤禎見到詔書後，反複琢磨，竟高興得跳了起來，胤禎指著詔中的“十”字，小聲地告訴隆科多。
康熙帝病重時，住在暢春園，隆科多以國舅身份始終侍奉在康熙左右，閑雜人等一律禁止入內，諸皇子也不例外。四皇子胤禎因隆科多的安排卻始終在皇帝跟前。康熙帝雖然病體沉重，但還惦記著不久前曾派四皇子去發放賑災糧的事，想了解一下情況，立即命隆科多宣四皇子。胤禎到禦榻前詳細地奏明了情況，康熙帝聽後，點點頭。沉默一會，康熙帝對四皇子說：“兒呀！冬至即將來臨，朕應到南郊舉行祭天大禮，朕因病不能去。你代父皇去一趟！”四皇子覺得在這關鍵時刻不能離開，便遲疑起來。
康熙帝見狀，心有所疑。自病重後他常見四皇子的影子，而很少見到其他皇子，心裏更是疑惑，但由於病魔纏心也就踏實一些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十四皇子還未到，康熙帝的病越來越重。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勢更重，稍微清醒點，命隆科多召諸皇子進見。隆科多故意將“諸”字誤聽為“四”，立即高喊：“皇帝宣四皇子進見！”胤禎早已等候多時，聽到喊聲，立即端起早已準備的參湯走了進來。康熙一見，僅四皇子胤禎一人，不由大怒，指了指隆科多，又指了指胤禎，然後隨手抓起枕邊一串佛珠，向胤禎拋去。說來也巧，正好套在胤禎的脖子上。胤禎趕緊跪下，康熙帝越發生氣，但隻說了一個“好”字，便駕崩了。隆科多一見，立即叫其他皇子一起入內，諸皇子一見父皇歸天，不由得號啕大哭。隆科多卻不緊不慢地說：“諸位阿哥，請暫且收淚，聽我宣讀聖上遺詔。”八皇子大聲地問：“父皇有什麼遺詔？”隆科多不慌不忙從袖中取出康熙帝上次宣十四皇子進京的詔書，大聲念到：“朕決定傳位於四皇子，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原來胤禎上次看過詔書後，高興的是將“十”字上添一橫，下提一勾，竟變“十”為“於”。盡管諸皇子不服，但無人想到會有篡改遺囑之事。況且胤禎的脖子上又戴著皇帝傳下來的佛珠。到底還是三皇子胤祉老實、忠厚，第一個向四皇子胤禎跪拜：“臣服從皇帝遺詔，請陛下節哀！”其他皇子一見，無可奈何，也隻好隨聲附和。就這樣，四皇子胤禎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雍正過河拆橋
雍正帝自繼位後，以嚴法治官吏，以重刑懲罪人，並且廣布偵探，察人隱私，無孔不入。特別是他對宗親骨肉之寡恩少義，不免使後世流言紛起，頗多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