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紅衛兵回憶文革
往事
作者：米鶴都
柯馬凱（Michael Crook），英國人。其父戴維·柯魯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魯克，均為英國共產黨黨員，抗戰中來華，終身在中國工作。柯馬凱1951年出生於北京，文革中，參加了紅衛兵組織。以下節錄自柯馬凱口述。
其實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點跡象了，到處都在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特別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等政治問題。我回家以後，我父母，尤其是我爸，總是愛講些政治方麵的東西。他們當時對毛澤東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積極。由於他們很左，後來在北京的外國人，給我父母這個圈子或者說這一派人起了一個外號，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說，百分之三百的布爾什維克，就是中共號召什麼，他們就三倍地擁護。
我記得六年級寫作文的時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響，我的一篇作文還引用了毛主席語錄。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揚。
中國那個時候處在被圍困的國際環境中，什麼“美帝國主義的包圍圈”，我覺得人們普遍有一種抵觸外國的情緒。這種警惕性，其實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離開中國是1958年，我父母帶我們哥兒仨回了一趟英國。那是我第一次所謂的“回國”，實際上對我來說是“出國”。我們先到香港，再到英國。我記得我走在街上，還指著一些人跟我爸說：這人是特務吧？那是帝國主義的吧？我那時就很有這方麵的防範意識，一出國就覺得，眼前這些人裏恐怕有好多是壞人。
1964年我考中學時，報考的第一誌願是101中學。由於考分不夠高，人家沒要我。我第二誌願報考的是北大附中，被錄取了。我先到英國上了一年學，再回中國就推遲了一年報到，等於說我比同齡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68屆老初一。
國際間諜
由於我們這個家庭對中國政治的熱衷，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一發起，我很快就接受了，並且高高興興地投入進去。在北京的外國人主要是些專家，對文革的態度當時也分好幾派，一派是反對，一派是旁觀，還有一派是積極參與。
像馬海德啊，路易·艾黎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認為咱們是外國人，文革是中國人的革命，咱們靠邊，不要去摻和。還有一派是像我父母這樣的，又寫大字報，又要參與造反，今天參加這個大會，明天去批判那個走資派，就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自己的事了。
後來，一批外國人還成立了一個老外的群眾造反組織，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這個組織的。大人們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個“紅星”戰鬥隊，算是外國人的紅衛兵組織吧。“紅星”其實充其量也就十幾個人，組織也不嚴密，而且缺乏善於組織和煽動的領袖，所以大家都有點不冷不熱的。漸漸的也沒了當初的“豪情萬丈”。
1967年，北大附中就開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幾個同學陸續走了，有的參軍了，有的下鄉了。
我覺得待在家裏沒意思，就通過“紅星”聯係了北京第二機床廠去勞動鍛煉。那回，外國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幾個。我們不是分配工作，是去“與工農相結合”。當時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兩個月，我獨自一人又找到光華木材廠，到那裏去鍛煉了。我爸爸出事的時候，我正在那裏幹活呢。
當時，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派性鬧得挺厲害，一派是北外紅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團。他們之間的爭端主要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學校領導的評價。紅旗這派認為其中兩個領導是壞人，保其他三個；而造反團相反，保那兩個，要打倒這三個。我父母都屬於紅旗那一派的。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東院去辦事，被北外造反團抓了起來，說是“國際間諜”。他在那兒待了三五個月，後來被送進了秦城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