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伯翱
亞洲來函，托請我為長篇小說《雷鋒》作序，任務不輕，很有點勉為其難的感覺。
但仔細想想，由我作序，也有幾分道理在。首先，我們“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是電視連續劇《雷鋒》的出品方之一，我也可列入最初的推動者名單，所以有一定的發言權；第二，亞洲為寫劇本和這部長篇小說所作的第一次實地采訪，是我全程陪同的，我們一起走了沈陽部隊、撫順、長沙望城、雷鋒小時候居住的泥屋，既與雷鋒當年的親密戰友喬安山傾心聊天，又去雷鋒當年作過報告的“女兵連”作了實地采訪，我們還與雷鋒當年同村的小夥伴作了座談，了解了很多第一手的新鮮素材。
就憑這兩條，我想我大體上也可以寫這個序了，何況亞洲來函中還提到我1962年秋天毅然離開京城去黃泛區務農的經曆。那時候雷鋒剛犧牲，全國人民還不知道我們國家有個可愛的士兵叫“雷鋒”，但亞洲說：“你其實已經在以自己的難能可貴的行動，在具體實踐雷鋒的螺絲釘精神和無限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了。”
這句話當然就勾起了我的那段平生最難忘的知青經曆。那時候高級幹部子弟的上山下鄉在全國來說還是一件稀罕事，我離開繁華之都，進入了黃沙漫天的空間，磚頭當板凳，板箱當桌子，墨水瓶做洋油燈，我當時那種物質生活的貧乏與精神生活的堅實，引起了全國青年的熱議和仿效。而且，可以說，當1963年春天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號召向雷鋒同誌學習時，我正值下到黃泛區半年，也是在第一時間裏兢兢業業學雷鋒的，雷鋒的榜樣力量更加堅定了我在艱苦環境中經受磨煉的自覺性。
對雷鋒的這份難以割舍的感情，促成了我對於推動當代雷鋒宣傳事業的熱忱，那麼，如今為亞洲的這部長篇小說作序，也算是應有之義了。
在我看來，以長篇小說的文藝形式來塑造雷鋒形象，應該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四十幾年來讀過許多關於雷鋒的故事、長篇通訊、傳記，確實通過這些翔實的史料熟知了雷鋒事跡的方方麵麵，但是作為一個飽滿的典型的藝術形象，我們還是沒有看見的，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裏，還有所欠缺，我們無法從這個重要的藝術形象領域，真切地觸摸到雷鋒。無疑，這是一個遺憾。
由此我們應當感謝亞洲，他用將近五十萬字的篇幅從一歲的雷鋒寫到了二十二歲的雷鋒，而且這種寫法是文學的，典型化的，充滿智慧的，叫人流淚的，並且讀完之後還能夠使人久久掩卷沉思的，我想，這就是小說有別於其他文體的魅力所在了。
亞洲的這部長篇，依我看，有這樣幾個重要特點。
一個特點，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這八個字，當然是我們對傳記文學作者的通常要求，但亞洲在長篇小說裏，也比較自覺地采用了這個原則，在雷鋒的整個人生當中，凡是有確鑿記載的大事、實事，作者還是秉著“去雕飾”的原則加以實寫的，無非是藝術化的實寫而已。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讀者要看的雷鋒雖說是“作者的雷鋒”，但首要的還是希望盡可能地看到逼近“生活真實”的雷鋒，而獲得自己對“本真雷鋒”的認識，在這裏，對雷鋒的過分誇飾和演義，都不是讀者所需要的，看來作者很明白這一點。
第二個特點是，作者根據小說創作的原則，采用了集中、提煉、概括的寫作方法，把雷鋒的事跡，以及他身邊的諸人，都進行了一定的“雜取”，比如望城縣委書記張複趙，其實就是張書記及後來的趙書記的聯合化身，而他在團山湖農場的“姐姐”王佩琴，其實也是農場真實人物王佩玲和秦中華的“雜取”，至於王佩琴在去農場之前就送給了雷鋒那支適合被窩裏看書的手電筒，那就可能是“小說筆法”了；我知道亞洲是擅長於道具運用的，這跟他擅長寫作影視劇有關，比如電影《開天辟地》裏陳獨秀托街頭小販給正在拉大鋸的兩個兒子悄悄送的那籃“茶葉蛋”，比如長篇小說《日出東方》裏毛澤東為了籌船票費而去長沙當鋪當了他的那塊“打璜金表”。有時候道具比情節本身更容易使人過目不忘，一段故事倒是記不住了，小小的道具卻沉浮在腦海裏不肯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