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8年6月以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曾六次上書朝廷，給皇帝遞呈了論述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以及有關波蘭與土耳其悲劇的論文。這些文章都被送到了南書房，德高望重的大學士翁同龢懷著敬畏而欽佩的心情讀了這些文字。主要是通過翁同龢的倡導，皇帝決定采用這位庶民所提議的激烈措施。在《馬關條約》簽署之後不久，年輕的統治者與其年邁的師傅討論了變法維新。然而，這個消息泄露了，皇太後剝奪了翁同龢進入南書房的特權。這個溫和的警告終止了最初的企圖。從1895年到1897年，“特許權之爭”開始了，英、法兩國侵犯中國在西南省份的主權，到了1897年底，德國軍隊占領了青島，其借口是兩名德國傳教士在曹州為痛恨他們的民眾所殺。中國突然感到了被肢解的恐懼，康有為趕到京城，再次敦請變法。由於有翁同龢在宮內做工作，又有他的“赫胥黎”[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鼓動家。此處意指梁啟超是康有為理論的積極鼓動家。]梁啟超在宮外活動，變法運動聚集了勢能。翁同龢奏薦康有為，說他勝過自己一百倍，建議由他來指導全國的事務。康有為於1898年1月29日呈遞了他那最著名的第六封上書。
康有為所提議的變法，其終極目標為富國強兵，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所尋求的政策並無二致，維新派的經濟綱領也是如此。但是，在一個主要的方麵，維新派是與保守派對立的。後者將1839年以來所有入侵的外國列強視為蠻夷，認為他們盡管具有軍事力量的優越性，卻是劣等文化的國家。因此，按照保守派的看法，中國所需的不過是擁有同樣的槍炮和戰艦。隨著時間流逝，他們的觀點有所改變，但絕沒有走到承認中國文化劣勢的地步。維新派則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世界，將西方的繁榮與強大歸功於更有效率的管理和更為活躍的文明。如果中國打算維護自己的完整，趕上西方世界，就應該改變自己，但不能像李鴻章與張之洞那樣零零碎碎地改變。僅僅“彌縫”[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卷，第8頁。]是不夠的；問題的根子在於中國“因循守舊”。[康有為：第六書，載《戊戌變法》第一卷，第198頁。]維新派建議皇帝堅定地宣告變法，改變科舉製度，設立起草憲法的機關。
這個宣言在6月11日及時發布了，康有為被任命為憲法辦公室的負責人。五天後，皇帝允許他覲見，召對時間長達九個小時。百日維新已在進行之中。皇太後領導下的保守派對這種迅猛的發展感到驚恐，打算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他們在康有為覲見的前一天作了三個決定：解除翁同龢的一切職務，“恩準回家”；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指揮全國的軍隊；皇太後與皇帝將要在天津閱兵，日期待定。將翁同龢革職的消息如同一顆炮彈落在京城，榮祿的新職位被解釋為保守派加強對軍隊控製的措施。這兩個動作的意義很明顯，但人們對閱兵式的意義還沒有完全吃透。
相處了二十多年的師傅被革職，使皇帝感到悲哀，但沒有令他落膽。變法上諭的頒發，仍然比他去夏宮向皇太後請安還要頻繁。傳統的科舉製度和舊軍隊要進行改革，許多冗餘的機關被撤銷，一些新人被任命到負責崗位上。與此同時，高官顯要們忙於往返於北京與天津之間，花費三個小時的旅程去向榮祿討主意。聶士成將軍的武衛軍從大沽向天津推進，董福祥的甘軍從冀州轉移到京郊。維新派都知道，他們的成敗如今取決於軍事領導人的態度，尤其是袁世凱的態度，而他表示了對這場運動的支持。9月14日，袁世凱奉命進京，接受皇帝的召見。召對發生於16日，皇帝隨後宣布，袁世凱從省級按察使升任兵部侍郎，總管全國新軍的訓練。第二天早晨，袁世凱進宮謝恩。就是在這時候，他的君主將不可更改的決定和未來的變法計劃告訴了他。9月18日，他去拜訪了李鴻章，然後拜訪了慶郡王。當日黃昏，他接到榮祿發來的電報，催他立刻返回天津，據榮祿說，有報告稱，英、俄兩國的軍艦向煙台行駛。袁世凱及其秘書正在臨時下榻處華法寺起草回電，門人來報：不速之客譚嗣同求見。
譚嗣同是一位生前死後都頗有影響的年輕思想家，是變法運動的激進領導人，當時他在軍機處擔任要職。袁世凱在其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與袁世凱的這次關鍵性的會麵。
餘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渠便稱賀，謂有稱語，請入內室，屏去仆丁。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譚以相法謂予有大將格局，繼而忽言：“公初五請訓耶？”餘以現有英船遊弋海上，擬具折明日請訓，即回津。譚雲：“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急詢其故。乃雲：“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予聞失色謂：“予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效，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譚雲：“榮某日獻策，將廢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時常與榮相晤談，察其詞意，頗有忠義，毫無此項意思，必係謠言，斷不足信。譚雲：“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極其狡詐，外麵與公甚好，心內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去年僅升一階，實榮某抑之也。康[有為]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聞諸慈聖，榮某常謂公跋扈不可用’等語。此言甚確，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為榮某所格，上常謂：‘袁世凱甚明白，但有人說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費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與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麵付朱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朱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人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雲：“不除此老朽[皇太後]，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予謂：“皇太後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戒，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譚雲：“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準也。”譚雲：“我有挾製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有朱諭一道，麵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