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土耳其的幾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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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曉芳
土耳其安卡拉，總統府旁新建的清真寺。
土耳其，對於中國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猶如陌路，雖然在將近1400年前土耳其人的祖先——當時中國稱他們為突厥人——與中國人的關係，曾在曆史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而突厥人西遷並建立自己的帝國正是這種關係的結果；雖然在將近500年的時間裏，明清時期的中國與奧斯曼帝國，同是位於亞洲大陸東西兩端的兩大帝國。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卻對奧斯曼帝國產生了格外的關注。因為這兩個“老大帝國”都麵臨著類似的命運，一個被稱為“東亞病夫”，另一個被稱為“西亞病夫”，均在西方列強的衝擊和內部衰落下岌岌可危。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尤其給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帶來極大震撼，對這個新興國家的關注也相應增多。後來，隨著抗日戰爭的推進以及新中國的建立，在中國大陸，了解和研究土耳其的傳統逐漸淡化。而且在抗美援朝時期，土耳其積極參加美國糾集的所謂聯合國軍，使新中國與土耳其之間彼此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印象，直到今天這種印象也難說已經完全消除了。這段時間中國研究土耳其的陣地從大陸轉移到了台灣，台土關係一度非常密切。20世紀70年代中美逐步改善關係後，包括土耳其在內的西方陣營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但中土兩國關係並未立即大踏步地發展，台灣依然與土耳其在學術界和經濟界維持著很強的聯係。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孔子學院陸續在土耳其建立，大陸在土耳其的影響顯著提升。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由於“東突”問題，中國民眾對土耳其以及中土關係的關注不斷增多。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更是將中國與土耳其關係在某些領域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呈現給世人。近期的一係列事件，則一度激起雙方的“民憤”。但在雙方民眾頗為情緒化的語境下，關於土耳其以及中土關係的真相顯然被遮蔽了。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昝濤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副研究員周濟，應本刊邀請，在此向讀者展示一個真實的土耳其和真實的中土關係。 ——題記
泛突厥主義其實是“舶來品”
從今年6月18日進入伊斯蘭教齋月開始，少數土耳其媒體引用了西方媒體所謂我國新疆禁止部分穆斯林“封齋”的報道，隨後相關報道在社交網站被熱炒。經過各種歪曲報道的煽動，土耳其一些人的反華情緒迅速上升。7月初，一些地方發生了針對中國的示威活動，其間一些在土耳其的中國遊客受到襲擾。襲擊者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極右翼“灰狼”組織成員。據一些媒體報道，“泛突厥主義”運動都以“灰狼”或“蒼狼”為圖騰，妄圖建立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大突厥斯坦國”……
在近期頻頻出現的相關新聞中，“泛突厥主義”一詞無疑受到國人的極大關注。
中國人往往將“突厥”當作一個曆史名詞，可是在土耳其，它卻事關他們的民族認同。在中文中，土耳其就是突厥一詞的現代譯法，但在土耳其和西方文字中它們是同一個詞。昝濤說，在土耳其的民族敘事中，突厥是一個很重要的古老的認同。但是，作為一支與奧斯曼帝國的興起直接相關的突厥力量，他們是在11世紀才登上近東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破巴格達、滅掉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之後，阿拉伯的伊斯蘭帝國徹底結束，這個時候，當時作為散布在中亞、西亞大地上眾多突厥部落之一的奧斯曼人——通稱奧斯曼突厥人，作為伊斯蘭帝國的繼承者和複興者，開始書寫世界曆史。對土耳其人來說，他們不是被伊斯蘭帝國征服的對象，而是伊斯蘭的拯救者。在阿拉伯帝國滅亡兩百多年後，奧斯曼蘇丹（國王）當仁不讓地把“哈裏發”桂冠戴到了自己頭上，從此自居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政教領袖，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凱末爾改革中被廢除。今天土耳其人絕大部分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正統派——遜尼派。他們的祖先正是在公元7世紀後不斷向中亞西、亞遷徙途中遇到並逐漸皈依伊斯蘭教的。同時，他們一路上還不斷吸收波斯、拜占庭、古希臘—羅馬等多方麵的曆史和文明遺產，從而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土耳其文明。土耳其的伊斯蘭教信仰也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特色，簡單來說就是具有更多的蘇菲主義色彩，更強調神秘主義的內斂傳統，較少教條化的理解，亦積極通過伊斯蘭教發揮與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昝濤表示，最初，奧斯曼土耳其人並不強調“突厥”這個身份或者認同，而是強調穆斯林這個身份。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尤其是隨著沙皇俄國對中亞地區的征服和擴張，日益衰弱的奧斯曼帝國開始強化自己的伊斯蘭認同與哈裏發製度，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與西方殖民主義對抗。
泛伊斯蘭主義運動於19世紀末出現在伊斯蘭世界。它反映的是伊斯蘭世界對歐洲列強滲透和侵略的抗拒，主張所有的穆斯林聯合起來，共同抵禦西方入侵。當時這種思潮在南亞、北非、中亞等地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奧斯曼帝國當局看到了這種思潮可資利用的價值，既可對抗西方，更可加強自己的統治和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又可壓製帝國境內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訴求。為彰顯對世界各地穆斯林的關切並強調自身的領導地位，奧斯曼皇帝曾向穆斯林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團，宣揚泛伊斯蘭主義。1901年，一個這樣的宗教使團曾到達中國的新疆地區。
昝濤說，但是，當時的一些土耳其精英意識到泛伊斯蘭主義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穆斯林世界內部分崩離析，利益混雜，很難以伊斯蘭的旗號統一起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認為，講突厥語的穆斯林應該更容易團結起來。於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土耳其民族主義開始從個別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出現，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文化與政治運動，其最初的表現形式就是泛突厥主義。
不過，早期活躍於奧斯曼帝國的民族主義分子主要是來自中亞地區的“境外土耳其人”。根據昝濤的解讀，這是因為19世紀後期以後，奧斯曼帝國逐漸成為俄國壓迫下的穆斯林韃靼人的向往之地，年輕的學生被派到伊斯坦布爾學習，還有一些人從伏爾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裏米亞等地遷徙到伊斯坦布爾，並定居在奧斯曼帝國。這些流亡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熟悉俄國的突厥學研究成果，經曆過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義的迫害，並受到當時俄羅斯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民粹主義和革命傾向的影響，他們把這些帶到伊斯坦布爾，傳播了突厥曆史和語言，並帶來了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這些去國離鄉的“境外土耳其人”懷念故土，自然傾向於鼓吹泛突厥主義的理想。1904年，來自伏爾加河流域、講突厥語的韃靼人阿克儲拉，在埃及一份名為《突厥》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三種政策》。他認為，從19世紀以來，奧斯曼精英們在如何挽救奧斯曼帝國的問題上提出了三種主張——奧斯曼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阿克儲拉寄希望於泛突厥主義，認為講突厥語的穆斯林的統一或許是一種可以一試的方案。1911年，這篇文章在伊斯坦布爾再次發表，引起極大轟動，被看作是泛突厥主義的宣言。
根據昝濤的研究，在20世紀初，對於大多數奧斯曼帝國本土的文化與政治精英來說，外來流亡知識分子鼓吹的泛突厥主義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們認為帝國自身的完整與統一、對伊斯蘭教的忠誠比那些虛妄的大民族主義理想更實在、更重要。因此，泛突厥主義更多的還是體現在語言和文化政策上。奧斯曼帝國加入一戰後，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一度把泛突厥主義作為國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個以中亞的撒馬爾罕（在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為首都的“大突厥帝國”。他們建立秘密機關，組建特務組織，向有關國家進行滲透。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國和中國新疆地區派遣間諜，散發傳播“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小冊子上萬冊。他們還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區販運槍支，煽動操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鬧事，這類活動也蔓延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