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與哈耶克穿越時空的對話（下）
隨筆
作者：杜益民 方海良
哈耶克：您簡捷梳理了“公正的旁觀者”、“合宜性”、“同情”、“一致的估價”4個關鍵詞，從自身邏輯闡釋了長期糾結學界的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斯密問題”。兩部著作渾然一體，兩種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設是和諧統一的。“經濟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設包含著“道德人”的“利他”成分，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卻又常常意蘊著某種“利己”。據此，我們亦可更深刻地領悟下麵這句話的含義了，即“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
斯密：“看不見的手”這一說法並不是我的發明，它原來是一個宗教用語。1703年英國皇家海軍遭遇了一場特大暴風雨，許多艦隻沉沒，“喬治王子號”軍艦卻幸免於難。艦長馬丁在航海日誌中寫道：“是上帝的看不見的手拯救了我們。”我先後用過3次“看不見的手”，完全是為了讓讀者更好領會自發秩序的明顯特點，想不到這個比喻竟成為市場經濟思想中最廣為接受的詞彙。第1次出現在《天文學說史》這篇論文中，我指出：“火熾熱，冷水清涼，重的物體下落，較輕的物質向上飄揚，這一切都是它們的本質使然。在這些現象中，我們都感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還有兩次分別出現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大家或許都比較熟稔了。
哈耶克：我想您的比喻是對的。市場是自然秩序的一種範例。在《國富論》中，“自然”和“必要性”兩個與自然秩序直接相關的單詞共出現1529次，價格這個單詞出現1388次。“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是一種自發的秩序。“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製度”並不是一種設計的產物，而是價格機製的自發結果。在我的視野中您的決定性貢獻便是最早對市場自發秩序作出了經濟學證明，自己基本上是在20世紀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中重新詮釋了“看不見的手”原理，兩個人都屬於“古典自由主義”。我在《致命的自負》中寫道：“亞當·斯密首先領悟到，我們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類的經濟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處在我們的知識和理解的範圍之外。他的‘看不見的手’，大概最好應當被說成是一種看不見的或難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們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結果也並非出自我們的設想的環境引導下——譬如通過市場交換中的價格機製——去做某些事情。”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舉辦的紀念《國富論》出版200周年的盛會上，斯蒂格勒教授說道：“我帶來了亞當·斯密的問候，他現在在芝加哥生活的很好”。他的話很有意味。
哈耶克：我較長時間研究過觀念史，仔細分析過人性假設的爭議。我傾向於使用“每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識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這個表達方式，而不是您所提出的那個基本上相同的表達方式，即每個人都應當有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之所以這樣表述，實是因為您的這個說法會讓人聯想到一種自私的精神，而您本人可能沒有這樣的意思。您的中心論點並沒有談及個人應當如何利用自己增加的產品，所關心的是如何能夠讓人們為社會做出盡可能多的貢獻。
斯密先生，您本人或許就是“經濟人”與“道德人”不悖關係者（笑）。您在愛丁堡大學開設公共課，交費聽課的人很多，獲取了100多英鎊。在格拉斯哥大學期間，每年獲取170鎊，這是非常高的收入水平，那時整個蘇格蘭年收入超100鎊的牧師隻有29人。您偶爾也收留房客，獲得一定收入。《國富論》第1版與出版方對半分紅，全部收入大概是500鎊，加上後來親自審定出版的4個版本和《道德情操論》6個版本，積累起了與貴族相當的財產。海關專員職位的年薪是600鎊，每年從巴克勒公爵那裏領取300鎊的家庭教師養老金，合計900鎊的年收入相當於王公貴族的收入，當時最好的大學教授也很少有人能夠達到300鎊。然而，您留下的財產並不多。友人們基於您富有同情心且慷慨大方，猜想把大筆的錢都秘密捐獻給了慈善事業，並成立一個特別小組搜尋證據，但結果發現您在隱藏慈善活動方麵非常機靈。與您相比，我做“經濟人”不太好，為生計發愁。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直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書籍版稅沒有一年超過5000美元。也沒有寫過一本教科書，而通常這是最賺錢的門路。薩繆爾遜在世時《經濟學》這本書已出版了19版，全球銷量超過1000萬冊，猶太人對經濟敏感的基因展現的淋漓盡致。我離開芝加哥大學到弗賴堡大學，完全出於財務方麵的考慮。
斯密：您把我翻了個底朝天（笑）。事實上休謨更厲害，他是英國第1位隻靠文字作品而贏得大筆財富的文人。除了著作版稅和擔任公職時的收入外，他還從政府得到每年1000鎊的年金。
哈耶克：下麵討論“斯密方案”、“斯密計劃”和“斯密方法”吧。這3個稱謂是我獨自命名的，不知道是否妥貼。
斯密：哈耶克先生，什麼“斯密方案”？
哈耶克：在《國富論》第7章“論殖民地”中，您為美洲領導人提供了一個方案，核心內容是在英國議會中，根據殖民地在公共稅收中所占的比重給予相應席位。這就是說一個充滿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為首相，即實際上成為大英帝國的統治者。施蒂格勒教授讚同您對美洲領導人動機的分析，並認為這個方案是精明的。
斯密：噢。很久以前，我就對整個殖民地的管理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1759年，我與富蘭克林一家見過麵，記不清是在愛丁堡抑或格拉斯哥。1761年，我第一次到倫敦，又與他作過交流。1766年11月初再次到達倫敦，停留了6個月，一邊監督《道德情操論》的再版工作，一邊在新成立的大英博物館等地廣泛閱讀材料，集中研究殖民製度。考慮成熟後，我不僅把它寫入《國富論》，而且周旋於倫敦的重要人物之間，熱心推銷自己的設想，但沒有成功。我認為，這個方案是唯一可以避免殖民地徹底脫離的辦法。
哈耶克：如果整個方案獲得通過，美國革命也許就不會發生，您將成為美國“建國之父”。
斯密：循著您的思維路徑，自己能理解“斯密計劃”的確切含義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