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莫言創作中英雄問題的反思
博士之聲
作者：朱永富
摘 要：莫言作品中英雄的“勇敢”與“家園意識”都是與英雄的鄉土屬性一體的。“雜種英雄”之“雜”正是莫言作品的重要魅力源泉。但是莫言在作品中所透出的“種”性理想具有烏托邦性質 “英雄”作為一個符號凝結了莫言的情感，承載著莫言的書寫，寄托著莫言的理想。“英雄”，契合了時代的要求，滿足了讀者，成就了作家。
關鍵詞：莫言 家園意識 雜種英雄 烏托邦
一、“勇敢”與“家園意識”：英雄血脈中的鄉土
勇敢與智慧都是英雄必不可少的素質。但是我們談到智慧的時候，必須更加深入一步，對鄉土社會的智慧和現代文明下的智慧有所區分。老舍在《斷魂槍》中曾有過江湖智慧被火車碾過的感慨。① 也就是說了鄉土智慧在遭遇現代文明時的脆弱。莫言作品中的英雄是一種生長在鄉土社會的亂世英雄。他們的智慧隻能說是一種鄉土智慧，這種智慧一旦遇上現代文明，立刻顯得脆弱無比，不堪一擊。但正是這種具有明顯局限性的鄉土智慧滋養著莫言作品中英雄的勇敢精神。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中說：“在泛靈論時期，人們認為自己全能。在宗教時期，人們將它歸諸神明，可是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因為人們仍然保留了一種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依照自己的期望來主宰神明力量的觀點。然而，在科學的宇宙觀裏，這種思想的全能的觀念已被排除，因為人們開始發現到自己的渺小，同時必須接受死亡和自然定律的控製。”② 可見現代文明下的智慧，固然在某些層麵上，比鄉土智慧更勝一籌，但是它在某種意義上也使得人更加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鄉土社會的人對自我能力的感受卻更加強大。勇氣從來都是建立在對自己力量的自信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絕對智慧方麵的遜色也就是在勇氣方麵更勝一籌的重要原因之一。莫言作品中的英雄在勇氣方麵的出眾，也是使得諸如魯立人、江小腳、冷麻子等從高密東北鄉外麵世界來的人物在諸多時刻顯得委瑣不堪的重要原因。而這種委瑣，顯然是為莫言作品中的英雄所鄙視的。作為莫言所謂“種的問題”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已經分析過的，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的英雄人物都或隱或顯地具有身體上的優勢。但是莫言所描述的鄉土社會，已經不再是往日寧靜的鄉土社會，人類也早已從冷兵器時代進入了熱兵器時代。過人的體質對於一個英雄來說，已經不再像往昔那樣重要。所以說，對於莫言作品中的英雄，勇氣，或者說“膽”是最突出的因素。但是這種“勇敢”是一種近乎“無知者無畏”的勇敢，是從鄉土社會的血液裏流出來的。
莫言作品中的英雄有著強烈深沉的家園意識。有些研究者認為莫言作品中的英雄具有“俠”的因素。③ 從精神內核上來說，“俠”的精神主要源於墨家的無等差的“兼愛”精神，而莫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卻更接近於儒家的親疏有別的等差之愛。這也是莫言作品中英雄人物和“俠”的根本區別之一。從與家園的關係上來說，“俠”是遊離於基本的社會結構關係之外的，他們常常是居無定所的。莫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顯然不是如此，他的英雄人物具有突出的家園意識。司馬庫在河中逃生之後始終冒著生命危險躲藏在家鄉的野地裏。上官魯氏曾建議他遠走高飛，他拒不接受這種建議。《紅高粱家族》中的餘占鼇不論走多遠，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從作者的角度，我們也看到莫言對於那些在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英雄人物始終是顯示著特別的厚愛，給予了他們盡可能多的光彩和崇拜。《紅高粱家族》中的江小腳、冷麻子，《豐乳肥臀》中魯立人、《檀香刑》中的錢丁，顯然就不能得到像餘占鼇、司馬庫和孫丙同樣的情感崇拜，甚至在某些時候對他們的某些理性行為顯得不屑一顧。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外來者，來自現代文明的世界。家園意識在莫言作品中已經幾乎成為了一個模式。除了上述作品中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四十一炮》《生死疲勞》中看到。羅通跟野騾子曾一度私奔，但是最終他還是帶著孩子回到家鄉。羅小通在失去雙親以後，曾經在外麵四處遊蕩，但是當他給大和尚講述童年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們是坐在家鄉的五通神廟裏。《生死疲勞》中的西門豬打敗了從外地來的種豬刁小三，獨霸眾母豬，在沙洲上當了野豬王之後，還重遊故地，並且最終在西門屯後麵的河道裏為了救西門家的幾個落水小孩而被淹死。費孝通說：“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製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④ 這種外在地緣關係的限製經過曆史的積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內化為人的一種無意識了。家園，是莫言作品中英雄人物必然的命運。
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也賦予了“傳奇英雄餘占鼇”以土匪的身份，使得“土匪”的問題也為研究者們所關注，但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土匪”身份顯然不影響他們成為英雄。在一個封閉的國家之內，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土匪擾亂社會穩定，當然影響是負麵的。但是在一個外族入侵、國家無力保護民眾的生命、社會結構無力滿足人們需求的時代，從民間的角度再去看土匪，恐怕情況就會大不一樣了。餘占鼇當土匪不是為了錢財而是為了活命，他們的土匪生涯甚至帶著浪漫色彩。莫言的作品中的土匪顯然是從後一角度來考察的。研究者們所指出的，不論是“俠”的問題，還是“土匪”的問題，都主要是針對《紅高粱家族》餘占鼇來說的。餘占鼇前期在社會上遊蕩，沒有固定產業，說他有“俠的因素”也無不可。可是他後來占據了單家的產業作為固定產業，行為準則又更近於儒家的倫理秩序，再說他身上帶有“俠的因素”，就有些牽強了。《豐乳肥臀》中的司馬庫是地主，《檀香刑》中的孫丙是戲班主和茶館的老板，“俠”也罷，“匪”也罷，都跟他們扯不上邊。所以“俠”和“匪”的問題，在莫言的英雄問題中不具有普適性。相反的，具有普適性的是那從鄉土的血液中流出來的“勇敢”與“家園意識”。